唐大麟:李院士,您好。非常高兴看到您身体如此健康,首先恭祝您即将迎来期颐寿辰!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石油地质这条道路的?
李德生:我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那时学校还在四川的重庆。当时玉门油矿矿长叫严爽,国共两党合作期间,玉门发现了油田。听说是周总理当时把严爽从陕北调到了玉门,所以他也是玉门油矿的三个元老之一,另外两个是孙健初和靳锡庚。严爽当时从延长油矿带了两台钻机和80名工人,以及自己的家眷去玉门打出了第一口油井。
1945年,严爽到重庆中央大学来找我们地质系的主任张更,说玉门油矿急需地质及其他工程技术人才,地质系有多少学生他就要多少,并和我们一个个面试谈话。但大部分同学还是愿意留在重庆的地质单位,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矿产测勘处都在重庆,所以谈话的结果是:除我以外还有两个同班同学愿意去玉门工作,一个是田在艺,一个是张传淦。后来,我们就去玉门油矿重庆办事处报到,领了路费和一个月工资后,就出发去玉门。那时候玉门油矿有自己的卡车往返重庆和玉门之间,把汽油、柴油等油料从玉门拉到重庆,又把矿场所需要的钻井器材、炼油器材等装备从重庆拉回玉门。当时办事处答应在卡车驾驶室里安排座位给我们新招的学生搭车去玉门。
我是1945年7月7日从重庆歌乐山出发的。当时车况不好,一天只能走三四十千米,有时候车抛锚了还要检修,所以从重庆到玉门2500千米的路程,我们总共走了两个月。离开四川以后,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到兰州。当时玉门油矿运输处在兰州郊外黄河拐弯的一片小平原上,也就是现在兰州石化所在地。从四川出发时我们都是夏装,听说玉门很冷,所以到了兰州我们就准备了老羊皮大衣、皮祆及棉鞋等冬装。在兰州休整一个星期后,我们继续西行,经过河西走廊前往玉门。8月15日,我们的车子到达武威,这时听说日本投降了。武威全城老百姓都出来庆祝抗战胜利,我们也跟着欢庆了一夜,第二天继续上路,并于9月9日抵达玉门。到油矿报到以后,我们3个人都被分配到了孙健初先生任主任的地质室。因为当时孙主任在外进行地质调查所以由副主任翁文波和美籍华人地质师卞美年接待我们。河西走廊没有地周露头,到处都是戈壁滩或者绿洲,我被分配到重磁力勘探队,开展河西走脑从高台到敦煌的重磁力勘探,我的石油探勘生涯也由此开启。为了取得地壳的均衡参数,我们三次进入祁连山,考察山间第四纪冰川地貌。
唐大麟:您工作过许多地方,对哪段经历印象最深刻?
李德生:我这一生参加过八次石油会战,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到玉门油矿后,1946年5月,当时中国石油工业最大、也是唯一的国营公司“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这个公司除了拥有玉门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外,还拥有抗战胜利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台湾、大连、锦西(现葫芦岛)等地的石油矿厂产业。那时勘探室主任是翁文波,他接到去台湾进行石油勘探的命令后,就把我们在河西走廊的重磁力勘探队调到上海。于是,1946年我又到了上海,在中油公司勘探室工作,之后前往台湾进行两年重磁力勘探工作,完成整个勘探工作之后,1948年又回到了上海。那时淮海战役已经开始了,公司里有几个地下党员,他们组织了护矿活动等待解放。我们就把地震仪、重磁力仪等重要设备,都放到中央信托保险科封锁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派到陕北,担任西北石油管理局陕北石油勘探大队第二地质队队长。在陕北工作四年,其中三年在野外,一年在延长油矿地质室。之后,因玉门油矿要进行注水开发,我又被调回玉门工作了四年,随后又奉调去四川参加川中会战一年。大庆石油会战开始时,我又到了大庆。在大庆四年,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经历,我可以具体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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