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良刍议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复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裱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已。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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