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多学科人类世
亚历山大 冯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是普鲁士著名的博学家，例证了理解人类世的复杂性需要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融合。作为一名勇敢无畏的探险家，他走遍了西伯利亚和南美洲，收集了物种、空气温度、海水盐度等大量信息。他的目标是将这些资料整合到全球的图案中，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大型图案，才能理解诸如气候、海洋环流、地震、火山和地磁等现象。为了达到全球视野，他深入研究了各类游记，采访了土著居民，收集了水手的奇闻逸事，*终建立了一个可以提供数据信息的全球网络。他的兴趣爱好同样带有人文和政治色彩，正如他对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着迷一样，文化差异、各种观念和习俗也令他着迷。他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同属一个人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或能支配其他民族和文化。洪堡的思想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热情、直言不讳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奴隶制者”（Jackson 2019，p.1075）。一方面，他提出了准确、系统地衡量和描述自然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他很欣赏那些赋予人类生命丰富意义的，但与之并不相称的社会观念、神明观念和时间观念。总之，他兼顾数据性和叙事性，这种兼顾真实性、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多学科研究范式是现今研究人类世的*佳方法。
人类世自出现以来就具有多学科特性。各个领域的自然科学家，连同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很早便意识到地球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地球是如何以及为何变化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曾经无边无际、丰裕富饶的地球已变得局限、污浊，并趋于陌生化。正如后续章节将提到的，一些先行家很早便认识到人类活动已经急剧改变了地球系统，包括18世纪的法国博物学家乔治斯-路易 勒克莱尔（即布丰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the comte de Buffon，1707—1788）、19世纪的文艺评论家约翰 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和俄罗斯科学家弗拉基米尔 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1863—1945）。*近，科学记者安德鲁 列夫金（Andrew Revkin）、考古学家马特 埃奇沃思（Matt Edgeworth）、科学史学家内奥米 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社会活动家格蕾塔 通贝里（Greta Thunberg）和历史学家约翰 麦克尼尔（John McNeill）等也注意到了地球的急剧变化。在记者比尔 麦吉本（Bill McKibben）看来，我们已经不在地球上生活了，而是生活在一个“变异地球”（Eaarth）上（McKibben 2010）。虽然评估地层和地球系统变化的证据是地质学家的工作，更广义上讲是地球系统科学家的工作，但人类活动是如何以及为何将地球推向危险轨道的，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同样，虽然是否将人类世增设到地质年代表中是由地球科学界决定的，但是如何在持续恶化陌生的环境中生存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变异地球”需要我们从尽可能广泛的资源中获取新知识。
大多数人对我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地球变革有所了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现今大气中的 CO2含量比过去80多万年（人类进化之前）的含量都高，正在造成大气变暖。现今，日渐陌生的地球上出现了19.3万多种人造“无机晶体化合物”（inorganic crystalline compounds），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的天然矿物量（约5000种）；塑料也远超83亿 t之多；近60年来，固定氮的含量翻倍，氮循环受到的影响比过去25万年来都快；放射性核试验和发电工作衍生了新型核辐射；生物圈也在发生快速变化等。同样，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通信、运输和制造系统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见。地球上空前拥挤，1900年，地球人口约15亿；到20世纪60年代，约30亿；而现今已超过了78亿。“人类总量”（anthropomass）[如瓦科拉夫 斯米尔（Vaclav Smil）所定义的]和驯养动物数量占据陆生哺乳动物总数量的97%，使得野生哺乳动物占比仅有3%（Smil 2011，p.617）。以前也从未有这么多人居住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如广州现有2500万人（原书数据有误，根据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报告，2019年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约1500万人——译者注）。人类需求成倍增加，欲望不断增长，但地球资源的再生能力却在持续下降。每一个因素都有其自身独*性，人类世将所有这些（和其他）因素相融合，以便我们将地球视为一个反馈系统，由反馈环、临界点（尚无法预测）以及（人类正面临的）危险阈值组成。
1.1 困境而非问题
任何单一学科的认知方式都无法解释，一些人类活动是为何以及如何促成20世纪中叶人类世产生的这一问题，也无法提供应对这一前所未有、不可预测的情形的*佳方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世所展现的是困境而非问题。这一区别对于多学科研究而言尤为重要。问题也许是可以解决的，有时仅需借助相关领域专家研发的物理工具或提出的概念设计即可，但困境具有挑战性，摆脱困境需要借助多种手段。我们虽无法解决困境，但至少可以在困境中保持一些优雅和体面。
要想在这个已经变化了的，而且越来越不宜居的地球上优雅而体面地生活，就必须抓住人类智慧宝库中一切可能有用的东西。但问题正如历史学家利比 罗宾（Libby Robin）所言：“人类该如何承担起责任并应对地球的变化。问题的答案不仅仅事关科学和技术，还关系到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Robin 2008，p.291）”。同样，历史学家斯韦克 索林（Sverker S.rlin）认为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所有相关知识还不够专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贡献目前还未被充分认可，但它们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为它们“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恰好与价值形成、伦理、概念、决策等相关”，是解决全球巨变问题的关键（S.rlin 2013，p.22）。而且，并非只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认为应对地球系统的变化还需要科学和技术之外的学科知识。地球系统科学家威尔 斯特芬（Will Steffen）及其同事也指出需要进行广泛的变革，包括快速实现“全球经济脱碳、生物圈碳汇优化、行为转变、技术创新、新的治理规定以及社会价值观的转变”（Steffen et al.2016，p.324）。新经济、政治和价值观至少应该与科学技术同等重要。
国际人类世工作组负责研究这个潜在的地质新时代，其在成立之初（2009年），便拥有一些非地质学家，这对于国际地层委员会（ICS）而言是非凡之举。一些国际政府组织，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也在采用这种多学科方法（Vadrot et al.2018）。近期，世界各地的学术活动，包括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与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合作的人类世项目、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的人类科学能源与环境中心、瑞典的地球人类的历史和未来（Integrated History and Future of People on Earth，IHOPE）、奥尔胡斯大学的人类世（Aarhus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Anthropocene，AURA）项目、维也纳大学的维也纳人类世网络、日常性人类世项目、京都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RIHN），以及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的人类世研究中心，都鼓励地质学家、地球系统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等彼此交流合作。
本书除了自然科学，还涉及人文学科，即讨论人类世中的人文因素。聆听和学习前沿知识绝非易事，每个领域的知识都有自身的延续性，有其问题、规约、争论谱系和论证方式，我们对其引用的方式也不同。在理想世界中，当出现上述差异时，可以借鉴古生物学家诺曼 麦克劳德（Norman MacLeod 2014，p.1618）的设想方式，即设想与自己技能、数据和知识互补的对手会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足够自信，愿意接受一些重大挑战，并且能够置身于激烈辩论中。建立这样的对话也是我们的目标，尤其是我们正在做如此具有挑战性的研究。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做到从所有角度出发解决所有问题；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由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地球工程师，还是其他任何单一学科组成的组织，也都不会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有人认为多学科对话的目的是消除学科界限。 E. O.威尔逊（E. O. Wilson 1998）将其称为“知识大融通”，他认为知识大融通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必然优于其他众多视角及全民参与。但本书反对知识大融通。虽然，当需要解决的问题仅有一个正确答案时，跨学科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政治、道德和美学领域，棘手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通常不止一个，并非所有方案都具有兼容性。实际上，由于规模大小不同，或是因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有些方案与问题并不匹配。结果是会在一些领域衍生出有待验证的结果，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会做出虚假的判断（Thomas 2014；Kramnick 2017）。跨学科知识大融通的缺点是根据可接受的有限证据，*终会优先考虑一个视角和一种分析方式。那些寻求一致性解释的人极少会解释为什么他们选择的知识类型更有价值。例如，为什么我们应始终主张理性主义而不是万物有灵论，为什么我们喜欢数字要胜于诗歌。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需要保障已有学科的严密性，从而确保其评估证据的专业性，还要求这些学科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可以参与到相近或差异较大的工作领域。我们的目标是创建起知识网络，这些网络使用各自的镜头聚焦于人类世的现实问题。这种多学科的合作越多，我们在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以及未来如何抉择的辩论中就越有收获。
1.2 衡量尺度、因果及重要性的绊脚石
然而，即使我们的意愿再好，人类世的多学科对话似乎也较难实施。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两个关键问题：尺度问题和因果关系问题。这是所有实践和学科的核心，但处理这两个问题的方式却千差万别。
首先是尺度问题。从某些层面看，人类世无比“庞大”。如文学评论家蒂莫西 莫顿（Timothy Morton）用寓意深长的“超级物件”（hyperobject）一词描述人类世，意指人类世“广泛分布于与人类有关的时空中”（Morton 2013，p.1）。现今，人类营力正驱使地球系统脱离冰川期—间冰期这一在过去100万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盛衰交替的循环轨迹。这一营力也有可能会迫使地球脱离第四纪（过去的260万年里）的循环轨道。生物进化方式正被改变，许多物种在走向灭亡，一些物种数量也正在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排放也改变了未来几个世纪甚至未来数千年的气候状况。大气变化将使得下一次冰河期推迟到5万年乃至13万年之后发生（Stager 2012，p.11）。理解人类世，意味着要穿越时间，深入过去和遥远的未来，同时也要与已经脱节的现在做斗争。
同样地，人类世的空间尺度必须是全球性的，如果只在东达利奇（East Dulwich）发生，就不叫人类世了。人类世指的是整个地球系统的转变，而不是地球上某个特定地点的改变。它的意义在于地球系统变化的规模、量级和持续时间，而不是发现“人类活动的*初印记”（Zalasiewicz et al.2015b，p.201）。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对地球系统产生了区域性的、不连续的影响。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在一些地方留下了极为显著的地质证据，但是，从20世纪中叶起，人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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