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应当仰望的
“以一百棵百年以上的大橡树，在大地上书写出他的姓名。或者，把他雕刻成一座巨大的塑像，就像拉戈·玛芝奥尔山上的保罗梅安斯大教堂一样。他可以像他生前那样居高临下地俯瞰群峰。当莱茵河上的船只经过这里的时候，有陌生人问起这个巨人的姓名时，每个小孩儿都会回答：那是贝多芬。他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德意志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呢。”这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舒曼对他的先辈贝多芬的史诗般的评价。
这评价的要旨就是一句话：贝多芬应当让人们仰望。因为，他是大师。
无论是“一百棵百年以上的大橡树”一般的庞然大物，还是小小的放在案头上的一块普通石头，大师塑像常是我对于古典音乐大师心存敬畏的一个外化表达。
多年来，在我把这些艺术创造当作人类宝贵文化遗产而正襟危坐的聆听之刻，或是去解读汗牛充栋的关于他们的诸多文字论析与撰著之时，“仰望”这个必然与必要的姿态，会让我在品赏和体悟其人其乐之间，生发出步入一个崇高境界的升华感。此刻此时此间，总想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化实体出现眼前，以表达对大师的尊崇和敬重。又有多少年过去，我不知道那个能让我仰望、已逝去一个或几个世纪大师的存在，是什么，在哪里。
我读过一本书，是茨威格写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那里，有拿破仑和列宁，有歌德和托尔斯泰，还有音乐大师亨德尔写作《弥赛亚》和《马赛曲》的诞生。这位作家把大师比作天穹上的星辰，不仅闪烁光华，而且人们应当“仰望”。当然，将伟大人物喻为高夭之星，虽让我引颈而望，却还缺些物化的实在。
记得，1988年我第一次踏上还叫苏联的那块国土，在还叫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行走街上。蓦然瞥见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一尊很高的坐像。顿时，闹市遁去，唯余大师和他的《天方夜谭》华美旋律，充溢在我的视觉与听觉中。那一刻，我似乎离大师很近又很远，顿生一种膜拜之感，全在举头仰望之间。
自此，我视那些植根在大师故土的塑像为“在大地上书写出他的姓名”和神貌的实体，让大师“居高临下地俯瞰群峰”，也让我们像仰望星空一样，奉上敬重之情。
后来，我在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瓦津基公园，见到秋叶掩映的肖邦塑像。高达5米的大师坐在树下，身体微倾，头发飘逸，枝条垂落在他身上。眸阖眉锁的肖邦，现出几缕淡愁。而面部的刚劲，则透出他内心的强大。面对高大的肖邦，仿佛钢琴声响飘然而至。我感到他越发升华得高远。飒飒秋风中，仰望着大师，不觉落华在身……
在法国尼斯小城，小小的柏辽兹胸像隐在了街头隔离带的绿荫中。这是一位以汹涌情潮开一代新风的浪漫“弄潮儿”。这座塑像似在他高扬激越的音乐中升腾起来，有风云时代的《拉科奇进行曲》，也有炽情入骨的《幻想交响曲》。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角落里的柏辽兹，但他的面容一掠过我的眼帘，即如闪电一般幻化为高大的坐标，让我去仰望。事实也是，柏辽兹就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航船前最早的一个坐标。
在贝多芬的故乡波恩，在贝多芬移居后长住的维也纳，从小小贝多芬广场上站立着大大的贝多芬塑像，到音乐之都人行道上大师端坐着的威态，无法挥去的是舒曼所书写的感觉：“那是贝多芬”。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德意志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呢”。的确，贝多芬就是德国乃至世界的音乐“帝王”。剩下的，就是我们聆听之后的仰望了。
回到我的书斋，案头上、书柜里、钢琴边，安放着许多从大师故乡携回的塑像。相对于室外巨制，这些是微小的大师造型。在巴黎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市场，我的眼神聚焦在一位俄国人摊位上的一尊金属质地雕像，无修饰的粗犷线条，真切刻画了秋天一般的俄国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的神貌。万里撷取，为书案琴畔平添了一种犹如“如歌行板”般的氛围与意境。斗室一隅，瞬间似有光华闪耀，让我油然生发出了仰望的肃然。
不是崇古媚外，对于人类任何族群所创造的文化瑰宝，我们都应当怀有敬畏之心，报以仰望的尊崇。这不是丧失自我，而是更广博地汲取更丰盈的养分，以提升我们自身高层次的审美涵养。列宁在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说过这样的话：“人类竟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我们走近这些“奇迹”，仰望这些“奇迹”的创造者，无疑也会让我们一天天“高大”起来。
仰望，是对于人类宝贵遗产的肯定，也是对其所蕴丰厚内涵的汲取。没有崇仰和尊敬，就没有对于大师与经典的真诚信服，就会缺失对世界上一切宝贵遗存的热情和探求，这不啻坍塌了一座我们眼前身边的富含文化的矿脉。对于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今天的文化瑰宝，不能冷漠，不能无视，不能旁观，应当去仰望，像“粉丝”一样投以热爱与膜拜。
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仰望着那些大师。因为，大师是应当、值得、需要被仰望的。
仰望大师和致敬经典，正是我们对于人类全部文化遗产的珍惜与承接，也是我们走向更深层次文化境界的一个庄重的行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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