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勒纳（Ben Lerner，1979— ），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生于堪萨斯州托皮卡，富布赖特奖金、古根海姆奖金和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现于纽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诗集《偏航角》曾入围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入围2020年普利策奖短名单。

首先他们要找到最有潜力的动物，我姐姐解释说。猴子，主要是因为猴子最聪明，即使他们只能用眼睛说话。但还有某些天才的鹦鹉。非洲灰鹦鹉聪明得不得了，它们会唱歌剧，它们会唱巴赫，那可是古典音乐，但是鸟很难用鸟喙来抓住刷子，而猴子的手跟我们的手一样。鹦鹉大概只能画树叶。玫瑰要让猴子来画，它们还知道如何混合色彩。粉色玫瑰最难画。动物是从全世界的动物园里挑选来的，全都被搬到一个热带岛屿上，他们在那里训练动物做一些基本的事情。在教会它们绘画之前，他们要帮助动物理解人类的语言，这需要很大的耐心。你必须拿好吃的来犒赏动物，它们做了错事时，你必须严厉对待它们，但要当心别伤害它们的感情。因此你让来自法国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培训人员和艺术家为动物工作。法国首都是巴黎。我是从米切纳太太的课堂上知道这座热带小岛上这个学校的，有一个展望公园动物园 的人来拜访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一只猴子被选中了，令他十分激动、自豪。还有聚会，那时你还是简宝宝。那是一只狨猴，很小。但是他也很紧张，万一猴子不够好，被送回动物园怎么办？动物也会因为羞愧而死亡，会因为悲伤而死亡。但是动物们在岛上很幸福，因为它们的食物很精致，它们像名人那样受到款待，不画画时，可以自在闲逛。这个盒子上的每一片叶子和花瓣都是一只了不起的动物的作品。所以我打开自己的盒子时简直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你想要辆自行车，但是这比自行车值钱多了，也许比汽车还值钱。你不可能就这么去梅西百货店问售货员要一只这样的盒子，无论你多么有钱，多么有名气。动物园那人说大都会博物馆想要购买一只这样的盒子，但是不行，更别提布鲁克林博物馆了。岛上的人通过某种规则决定谁能得到盒子。没人知道是如何决定的。这就是为何当我打开我的盒子时，我也哭了。不是因为我很难受，而是因为我不相信妈妈和爸爸竟然为我们弄到了不止一只，而是两只餐巾纸盒。爸爸肯定认识某个认识岛上某人的人，肯定是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会喜爱这纸盒，会永远好好保管它，如果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得到了盒子，那就太不公平了，因为我们是姐妹。就像我先前说过的，这盒子不光是为富人做的。你应该到楼下去拿回你扔在那里的盒子，谢谢爸爸妈妈，告诉他们你很抱歉，毕竟这比自行车更好。我打赌我们的花朵是同样的，因为那些动物就有这么聪明。它们从来不犯错误也不会弄脏任何东西。我甚至都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这盒子，我要去把它放在架子上，跟我的其他宝贝放在一起，悄悄地不吭气，因为怕有人会嫉妒，否则大家都想摸一摸，他们手上油腻腻的，会弄坏东西。“同样的”意思就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让动物在金属餐巾盒而不是木制餐巾盒上画，因为金属更牢固。想想那些过去的大师们在木板上画，结果连接处断裂露出了柔软的边材，容易吸引虫子，而起初连接处用的动物胶又容易进一步刺激虫子侵扰。有个声音穿插了进来，一种复合的声音。无论你用北欧的橡木支架还是意大利中部的白桦木支架，它都会慢慢腐烂。甚至画中虚构的栏杆也会到处开裂。许多木板会因为有木髓而变得不那么硬实。然后还会有人们不小心或者做礼拜仪式而留下的蜡烛烧痕。最叫人惊奇的是数十年来我一直相信姐姐说的有关餐巾盒的故事。在我扔掉了盒子以后还相信了很久。或者“相信”这个词不准确，当盒子的魔力随着时间减退，我从来没用理智检验过这个故事，从来不让它暴露在空气中，怕会造成胀缩。那是个至关重要的小故事，留存在意识边缘，形成一个枢纽。然后1969 年11 月的某一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雨，乔纳森和我去77 街的伍尔沃斯百货店躲雨。我们半心半意地打量着一张桌子上的打折商品，那上面有一只餐巾盒跟我小时候收到的一模一样，一样的粉色和白色玫瑰。怎么一回事？我们全身湿淋淋地站在明亮的过道里，乔纳森问我。我小时候有一只这样的盒子，只不过我的那只——
虚构故事在内心坍塌的感觉。一个你已经忘了它还存在的虚构故事。框架、横梁、板条、支撑。半小时后，我们坐在98 街的希腊餐馆里，那只花里胡哨的一元店餐巾纸盒放在我们面前。我在那样的场合就哭了起来，虽然没有哭出声。乔纳森在桌下握着我两只手，这是我们开始真正彼此触碰的一次。你肯定觉得我是个疯子。不，我认为这是个美好的故事，有关家庭、艺术、记忆和意义，有关如何制造和拆解一个故事。（你并不能听见他们说什么，是无声电影。）一切慢慢对齐、成型、干燥的过程。你读过赫尔曼·黑塞吗？
这是我在学校办公室放着的第二只餐巾纸盒，这一只装着为我的病人们准备的餐巾纸，是训练有素、能吐出纤维的蜘蛛制作的餐巾。餐巾纸盒的丑陋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消退，开始看上去像古董了。原始的盒子，那只动物绘画的盒子再也没有找到，尽管我问过我妈妈————我妈妈从来不扔任何东西——当时我已经知道了为何他们起先差不多算是答应了给我们施文自行车，结果圣诞节早晨汉娜和我却只收到了同样的餐巾纸盒子（弗拉特布什的大多数犹太人都会庆祝圣诞节），因为我父亲没有同母亲商量，就把她为我们的礼物节省下来的一半钱用在了他无法解释的“商业开支”上面（一个失业办事处的小职员是不会有什么“ 开支”的）。等我母亲不可避免地发现此事时，他向她保证他找到了好得很的替代礼物。让我来吧。他肯定是在圣诞节前夜随便买的那两个盒子。那天早晨我把盒子扔到起居室的另一头，那是少有的我看见母亲流出眼泪的时刻。
思考：记得我告诉过亚当关于餐巾纸盒的故事，那时他大概十岁。我的本意是想讲个甜蜜的故事，有关想象的力量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他想到我是个布鲁克林的穷孩子，感到很伤心——让他伤心的不是这个想法，而是生动的形象。想象小时候的我在哭泣，他就哭了。太空营又来了一遍。（有些猴子被送入太空，有些学会了画画。）我略去了我爸爸拿走了买礼物的钱这部分，但亚当还是为我父亲答应了买自行车却没有买而气愤。他为什么不存钱？他为什么不多干点活？如果他不知道该如何去买自行车，那为什么要答应你？亚当觉得自己也会受到伤害，同时也觉得要保护我。（他是否在表达一种无意识的直觉：我父亲干过糟糕得多的事情？）当他对着菲尔普斯一家人喊叫时，这就是他的感觉。这并不能为他的行为开脱，但却给了我同情他的理由。
我需要这些理由。好几个月以来，跟亚当哪怕是最随便的谈话也会陷入政策辩论和叫喊音量的比赛。我不能肯定，究竟是我们没在意亚当的紧张感，还是恰恰因为亚当的这种紧张感，乔纳森和我才无视亚当的抗议，决定去观看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全国演讲联赛冠军赛，那是在6 月举行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想要盯牢我们这个有点不太稳定的孩子（或者，他算个成年男人吗？），另外，我们也早就该去拜访乔纳森母亲这边的俄罗斯表亲——是乔纳森去帮忙找到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这是他努力与他这一部分个人历史加强联系的一种形式。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觉得有点惭愧，为何我们从来没怎么关注过“ 竞技演讲”——除了为他好辩而感到伤心——为何我们多少接受了亚当自己提到它时的嘲讽态度，他说那是一项愚蠢的活动，只不过可以帮助他进大学而已。我们时不时会问到它，每次他获胜我们都要祝贺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多问。想到我们竟然从来没有表示过有兴趣观看他比赛，我们有点不安。亚当的一些愤怒情绪是否表达了受到忽视的愤怒？
尽管如此，我很清楚亚当非常害怕这次比赛，害怕它将他的各种焦虑全都捆绑在一起。人们期待他——甚至《托皮卡首府新闻报》都这样说——赢得全国即席演讲冠军，达到他高中“职业生涯”的顶峰。（作为额外奖赏，他可能还会在价值观辩论中名列前茅。）他也同样害怕进入了决赛但最终却输了。他害怕会偏头痛发作，害怕自己的害怕本身也许就会引发一次偏头痛。所有这些又与即将离开家搬回东部去住的焦虑交织在一起。如果他在演讲前十分钟突然视线模糊，四肢麻木，那该怎么办？想象一下他们拖他上台，不管他如何哀求退出比赛。然后他们把他发射到太空上。埃尔伍德在钟楼地下室（菲尔普斯在外面示威抗议）的控制台，无法导航指引你回到地面。即使他不愿意，我们也还是打定主意要去，去提供我们的支持。
就这样，上世纪末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坐在我丈夫和年轻教练伊文森中间，坐在不舒服的办公椅上，在明尼阿波利斯高中一间空调太猛的教室里，手指抚摸着刻在硬塑料桌面上的星星和姓名首字母。道琼斯指数第一次收盘超过8000 点，香港回归中国，伍尔沃斯公司经营一百一十七年之后倒闭，国家宇航局的探路者太空探测器在火星上着陆。这是一场早期低风险回合的比赛，除了我们之外没几个人观看：几名低年级学生，大概是本地学校的；三个评委，他们自己也是高中教练。一个回合有六名参赛者，亚当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上。我奇怪地紧张不安，好像我代表了所有人似的。
一个四肢修长的高个年轻女子大步走进了教室。她身着蓝色长裤，尽管学校有很多好看的人，我还是认为她相当漂亮。一种过时的美，也许她的同龄人不能欣赏，很有点1920 年代的味道。她很自信地在教室前面坐下，笑了笑，用有点像气象播音员的那种轻松语调对评委说：你们准备好了就告诉我。接下来的演讲有关朝鲜统一问题，内容重复乏味。比赛者突出的特征是她的手势——或者说她只有右手的动作，仿佛她无法控制身体的其他部位。她像克林顿那样竖大拇指，她张开手掌，她表明分析的不同层次——但只用一只手臂。她从来不向任何方向迈出一步。这很怪异，让我把对她的演讲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一点上。我想象着她内心想要另一只手臂做出动作，但却无能为力。她中过风吗？是一种焦虑症状吗？是过去在战争中受伤了吗？第二位参赛者在第一位离开半分钟后进来——我注意到第一位演讲者离开教室时身体活过来了——那是个着装随便的胖孩子（藏青色针织衫下面是淡蓝色衬衣，卡其布裤子没系皮带），演讲语速极快，全是有关中国经济力量的数据。他似乎不在乎自己演讲的质量，他只同一名评委有眼神接触，他还有两分钟时间没用完。尽管空调开得很足，我还是闻得到一股混合了汗水和体香剂的气味。（伊文森低声告诉我，演讲的人是加州来的顶尖政策辩手，显然只是在即席演讲中走过场。）然后是一段关于为联合国提供资金的雄辩——是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热情洋溢的女子演讲，她是这一轮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在最后一分钟出了错。她试图总结演讲时，忘了第一个要点，突然张口结舌、神经紧张、多次重复，拿自己开玩笑，然后时间到了。这叫人看着真难受（为何我觉得伊文森乐不可支呢？）。女孩尴尬地笑着冲出房间，也许是哭去了。我听着评委的圆珠笔芯在笔记本上摩擦的声音，想象着残忍的评语和分析——边缘人格、阴茎嫉妒。然后是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体验——既怪异又具有喜剧性——两个外貌相似的男孩，身着黑色西服打着红色领带，演讲一样的主题，两人都枯燥乏味但能干地争辩说，对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有利于墨西哥。（伊文森告诉我，这种在同一轮辩论中出现重复的主题是管理上出了差错，是破坏了规则。）他们做同样的手势来表明货物和服务顺畅地穿越边境的流动，两人最后都引用了P. J. 欧鲁克 有关墨西哥政治的略显唐突的话语。他们两人衣领上方的皮肤上都有红色肿块。我必须忍住不去看乔纳森，否则我知道我俩会笑出声来。
在第二位相似的演讲者离开之后，我听见一个评委对另一个说，接下来是戈登。然后，亚当进来，伊文森俯身朝我像狼那样咧嘴一笑，低声说：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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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你赢这几轮轻而易举，伊文森对亚当说，语气热情，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场，但是你赢他们的方式不对。（这已经是两天之后了。我们在另一个空房间里，下午的比赛结束了。是周三，联赛已经进行了一半。斯皮尔斯和马尔罗尼还有几位学生观察员也在房间里。我感到只有伊文森有权这样对亚当说话。）你从光谱左边开始的演讲快速流畅，你很容易打动有同样取向的评委，自由主义的都市人，来自旧金山和纽约的评委，有很多这样的评委。（乔纳森和我的眼神相遇，我们指望伊文森直截了当说“ 犹太人”。）但是想象你是在竞选总统，现在你在摇摆州。你在离开匹兹堡一两个小时的地方，你需要很聪明，同时你需要既赢得头脑也赢得人心。喜欢你的是堪萨斯州，你说的是中部美国英语，我想要你迅速变成当地人，说些“你可以给一只猪涂上口红，但猪还是猪”这一类话。我想要你在那个有关叶利钦没有遵守诺言的超级雄辩一结束，就马上说，“在堪萨斯，我们称之为撒谎”。你谈论有关北极开采石油规范的协议之后：“在堪萨斯，我们对这一点不会握手言和。”我不在乎这些是不是真正的俗语，你就这么说，就当它是久经考验的真理。说“久经考验的真理”。想说“ 不”就说“不” 。你可以不管语法，只要他们知道有这种选择，知道是打了引号的。在你高格调的流畅表达中插入平和恰当的地方性用语。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会去选择上过耶鲁的得克萨斯人，获得罗得奖的阿肯色州学者呢？总之反复说一样的意思，就拿它当谚语来说。说些你的外祖母罗丝常说的话。回到农场上去。回到美国还是美国的时代，而不是海岸城市精英的玩物的时代。我要你张开手臂，手心朝上。让我看看。不，看我：我在放松肩膀，很放松，几乎是耸耸肩，仿佛你暂时脱离角色，第四堵墙，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一张虚构的木制护栏。）然后，砰，我要你又回到一本正经，回到神童分析和我们曾经练习过的步骤。但你是家乡神童，你为印第安纳土包子打球，知道吧？你不是那个总想着要身在现场的简·戈登的儿子（对我咧嘴一笑）。你需要所有的事情都慢两拍。哦，我要你引用《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我不关心你的资料中有没有这份报纸，我说的是我要你引用它。每一次有人提到《世界报》，我都要有《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来应对。碰见大概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时，就直接说“据《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报道”。墨西哥经济增长强劲，据《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报道。罗曼·赫尔佐格影响力不如赫尔穆特·科尔，据该报报道，等等。你说得很笼统，别人没法反驳的。最后，停止摇晃脑袋。我们先前也谈论过这个。我知道你以为自己没有这样，但是相信我，当你说得来劲时，当你进入自己的轨道时，你的脑袋就会随着自己说话的节奏而前后晃动。问问你父母，他们会告诉你的。我说得对吗，戈登医生？（他问的是乔纳森，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这不是一群孩子坐着说唱，你不是图帕克·沙库尔。愿他安息。你用不着打拍子。（其他教练和学生——房间里全都是白人——都笑了起来。）
点头。我突然回到了纽约，1969 年，向我的导师塞缪尔斯先生汇报，他曾经有段时间也是我的心理分析师。整墙的书，烟斗的气味，尽管我从来没见过他抽烟。咨询时，塞缪尔斯先从双面镜子里观察我，然后紧盯着我点头的“紧张习惯”，坚持要我停止这样做。的确，在咨询时，我会随着病人说话的节奏微微点头。这个动作并非要确定什么事情，只是表明我在倾听。点头是微微的动作，我几乎意识不到自己这样做。的确，似乎从来没有病人在乎它。但是塞缪尔斯很坚决，表现出奇怪的强烈情绪——仿佛他打定主意要严厉对待我，但又想不出其他任何事情来批评我。（除了我整个理论方向之外的任何事情。如果我是个心理分析师，在躺着的病人身后记笔记，我点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但是等我停止点头，尝试压制这种冲动时，我的思维中就有什么东西消失了。让我惊讶的是，身体的动作并没有被压住，而是转移了地方：我开始微微抖腿了，这会让我的病人觉得我坐立不安，不耐烦，没有集中注意力。但是当我停止腿的动作，也不让自己点头时，我就开始用右手转一支钢笔——就像一个高中辩手。我放下笔——这意味着我不再写下想法——我开始心神不宁地意识到自己的手，不断地把手从膝盖上移到椅子扶手上再放回来。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为拍照摆姿势，仿佛还有上司在监督我，我在压力下工作，要履行一项职责，结果却无法完成任务。
然后我犯了错误，居然在沙发上接受塞缪尔斯分析时对他谈到了我所有这些几乎可笑的挣扎。此时侧重点变成了我的移情、我父亲，以及为什么允许我自己点头将成为面对自己的精神动力学的怯懦退缩。（我说话时塞缪尔斯的手在干什么？）是的，我是在抵抗让一位知名的瑞士心理分析师（也因为跟学生睡觉而知名）来规范我的身体。这是否病态？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他为何要把这种小动作变成一桩要紧的问题？
然后它突然变得意义重大起来。在压抑点头动作的同时，我忘了我的病人病史中的重要内容，会需要别人提醒；我说得太少或太多，不善于合理地保持沉默；我在掌握时间方面变得更笨拙了，而且经常惊讶地发现咨询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等等。最后，我还是干脆不再试图管束自己，一切又恢复正常。我甚至还慢慢从微微点头中得到了某种类似自豪的东西，就像一个运动员可能会体会到的那种——一种小小的仪式，例如它能帮助你在任意球线那里保持你的节奏，这是我本人绝对不会用到的比喻。就这样，我拒绝被训练，我拒绝成为一只训练过的猴子，或者天才鹦鹉。

[ 戴尔想象着… … ] 001

语速压倒（亚当） 003

[ 可以断我筋骨…… ] 040

言语遮蔽（乔纳森） 043

[ 戴尔梦见的东西…… ] 079

那些男人（简） 087

[ 戴尔会帮他的邻居…… ] 130

密码（亚当） 135

[ 霜冻使草变硬…… ] 178

纽约学派（乔纳森） 189

[ 天花板下…… ] 221

相悖的效应（简） 227

[ 戴尔想到…… ] 274

古老的英语（亚当） 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