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之中总有空白，那些翻开“档案”时引人猜想的空白。“档案”是薄薄一页，装在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泛白的天蓝色文件夹里。曾经的天蓝色，已经发白。“档案”一词写在文件夹中央。墨色深黑。

这是于特的事务所留给我的唯一纪念，证明我曾经在这间窗口朝向院子的旧式三居室公寓里待过。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于特的办公室在最里面那个房间，装档案卷宗的柜子也在那里。为什么是这份“档案”，而不是另一份？也许，就是因为那些空白。还有，它并不在放卷宗的柜子里，而就在那里，被随手丢在于特的办公桌上。如他所言，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它会永远是个悬案吗？——这也是他聘用我来 “试工”（用他的话说）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谈的第一个案子。几个月后，另一个夜晚的相同时间，当我放弃这项工作，彻底离开事务所的时候，我瞒着于特，在和他道别，悄悄把随意放在他办公桌上的天蓝色文件夹里的这页档案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作为纪念。

是的，于特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关于这页档案的。我得去15区的一幢大楼的门房处询问门房太太，有没有一个叫诺埃尔·列斐伏尔的人的消息，一个给于特出了双重难题的人：她不只是忽然失踪，她的真实身份甚至都还不确定。去过门房之后，于特还让我带着他给的一张卡片去邮电局。卡片上标着诺埃尔·列斐伏尔的名字、地址和照片，用来取那些留局自取的邮件。这个名叫诺埃尔·列斐伏尔的人把它忘在了住所。接着我得去一个咖啡馆，打听人们最近有没有在那儿见过诺埃尔·列斐伏尔，还得坐在那里直到黄昏，以防诺埃尔·列斐伏尔出现。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街区，同一天。

大楼的门房太太很久才来应门。我敲着门房的玻璃窗，越敲越响。门开了道缝，一张困倦的脸从后面探出来。我一上来就觉得她对“诺埃尔·列斐伏尔”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

“您最近见过她吗?”

结果她用干巴巴的声音回答我：

“……没有，先生……我有一个多月没见过她了。”

我没敢再问别的问题。也许是没时间问，因为她立刻关上了门。

在邮局，工作人员仔细看了我递给他的卡片。

“先生，但您不是诺埃尔·列斐伏尔。”

“她不在巴黎，”我对他说，“她让我来取她的信件。”

于是，他起身，走到一排格子架前，看了看上面为数不多的信件，回过身冲我摇头。

“没有诺埃尔·列斐伏尔的信。”

我只好去于特跟我说的那个咖啡馆了。

晌午刚过。小小的咖啡馆里没有什么人，除了一个男人，在柜台后看报。他没见我进来，继续读报。我不知道该如何起头提问。好像就直接把有诺埃尔·列斐伏尔名字的卡片递给了他？于特让我做的事情令我有些尴尬，我腼腆的个性适应不了。男人抬起头来看着我。

“您最近没见过诺埃尔·列斐伏尔吗？”

我好像讲得太快了，快到句子都没说全。

“诺埃尔？没有。”

他回答得那么简短，我差点要接着问他几个关于这个人的问题了。但我怕引起他的戒备心。于是，我在人行道上窄小的露天座位里挑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他过来点单。这是个打听更多消息的时机。一些无关痛痒的句子在我脑子里盘旋，可以从他那里问出些确切的消息。

“我还是等等她吧……诺埃尔可说不准……您觉得她还住在这个街区吗？要知道她约我在这里见面……您认识她很久了吗？”

可是当他端来我点的石榴汁时，我什么也没说。

我掏出于特给我的那张卡片。今天，一个世纪之后，我在克莱尔枫丹牌笔记本的第十四页停下笔来端详这张“档案”里的卡片。“准予无附加费用代为收取留局自取邮件凭证。许可事项1号。姓：列斐伏尔。名：诺埃尔，现居巴黎15区。地址：公会路88号。持证人照片。准予无附加费用收取留局自取邮件。”

照片比那种简陋的一次性成像照大很多。颜色过深。说不出她眼睛的颜色。也确定不了头发的颜色：褐色？浅栗色？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位的那个下午，我极尽专注之能事，盯着这张线条模糊的脸，我不确定能认出诺埃尔·列斐伏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