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

母亲会在梦中未卜先知，还会在梦中找到东西。那天早上，她睡眼惺忪地下来，说道：“我知道那把旧砍刀在哪儿了。”她穿上靴子，我跟着她来到沼泽地。她在一棵悬铃木下停下来，指着石灰石墙上一丛荆棘堵住的地方。

“就在那儿。”她说。

果然，她没有说错。我们用新砍刀劈开那些荆棘，找到了旧的砍刀。

乳品间阴暗潮湿，我父母将他们很少用到的东西都堆放在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这样做了。墙上的黄色油漆已经起泡鼓了起来，铺在地上的石板反射着亮光。缰绳一动不动地挂在房梁上，马嚼子上落满灰尘。搅乳器还在那儿，里面依然残留着酸牛奶的气味，桶身依旧光滑，但木头上面布满虫洞，而搅乳棒早已不见了踪影。在我的记忆中，窗户上从来就没有装过玻璃，只有锈迹斑斑的窗栏，还有树林刮来的风穿过窗栏时的响声，宛如怪异的掌声。

不知是谁把育雏箱和水槽也推进了乳品间，金属的水槽曾经像茶匙一样闪闪发光，如今却布满了锈迹。刚孵出来的小鸡宛如黄色花瓣，我们将它们捧在手心，放进温暖的育雏箱里。它们就像毛茸茸的小球，小腿不停地动着，靠育雏箱里的温度来温暖自己。有了温暖，我们才得以生存。有时候，外面的寒冷占了上风，那些移动的黄色小球会倒下，爪子像橙色的箭头指着下面。父亲会像拔掉新长出来的杂草一样将它们扯出来扔掉。但母亲会轻柔地将它们捡起来，仔细观察黄色的身体，看它们是否还活着。在确定它们已没有了生命迹象后，她会说：“我可怜的小鸡。”然后朝我笑一笑，将它们顺着斜槽扔出去。

牛奶过滤器也还在那里，旧的纱布滤网一团团地挂在一根快要磨断的绳子上，肮脏不堪。罐子里的醋栗酱闻起来像雪利酒，已经在瓶子里干瘪了下去，上面还长出了胡须般的霉菌。我们以前经常做海棠果果冻，把酸酸的水果切成四块，连核带籽一起煮成果泥。把黏稠的液体倒进一个旧枕套，将凳子倒过来，再将枕套的四个角分别拴在凳子的四条腿上。滴答。滴答。滴答。汁水整晚滴进保鲜锅中。

他们经常派我到乳品间取东西：一罐清漆、六英寸长的钉子、一匹大脑袋母马的马笼头。门闩太高了。我得站在一个杂酚油罐子上才能够到，而我按下去的金属圆片薄如树叶。我自己主动去那里时，往往是去翻看那只箱子。那是一只锈迹斑斑的大金属箱，可在孩子的眼里却像海盗的宝箱。箱子太旧了，如果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将它举起来对着光，你会觉得是在透过漏勺看东西。里面没有我喜欢的东西——几本受潮后粘在一起的旧书、几张发黄的地图、几本祷告书，没有照片。“都是你父亲家人的东西。”母亲压低声音告诉我，显然不想让父亲听到。箱子的长度和我的身高一样，高度只是我身高的一半，盖子很紧，没有把手。我会打开盖子，看那些东西，用手指触摸书脊断裂、没有了封面的书，然后用力把盖子盖上，箱子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随后便有了那个梦，而那个梦改变了一切。母亲梦见了外婆，梦见她死了。她在厨房里号啕大哭，半夜把我吵醒。她拍打着厨房的桌子。我穿着印有海龟图案的睡衣站在楼梯尽头，透过黑暗注视着。母亲蜷缩在地板上，从没有说过一句温柔话的父亲在对她说着温柔的话。哄她，叫她的名字。玛丽，玛——丽，啊，玛——丽。两个人平时从不触碰对方的身体，一方的手指会在对方的手抓住肉汁壶之前松开，但现在他们拥抱在一起。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楼上，听着那些温柔的话语慢慢变了味。

天亮时，电报到了。母亲将它像卷烟纸一样在手指间卷来卷去。父亲做了安排。我打开收音机时，邻家的一个女人在我的手上拍了一下。我的外婆，那个身上长着紫色疹子的女人，那个苍老的布满青筋的乳房下垂着的女人，那个我们像洗一幅画一样洗过的黄褐色皮肤的女人，僵硬地躺在一个镶了边的盒子里回家了。我们把她放在客厅的凉爽处。

葬礼结束后，邻居们驱车来到家里，车道上汽车一辆接一辆。我坐在陌生人的大腿上。他们把我像烟草袋一样传来传去。我喝了三大瓶柠檬汽水。姨妈站在那儿守着火腿。“谁要再来一块中间的肉？”她手里的切肉刀发着寒光。

母亲坐在那里，盯着炉火，一句话也没说。甚至在那条牧羊犬站到躺椅上舔自己的时候也没有说话。

母亲开始打扫牛棚，尽管我们多年前就把牛卖了。她拿着院子里的刷子和水桶出去，擦洗马厩和过道，甚至把旧轮毂盖擦得光可鉴人。以前，我们把泛着泡沫的牛奶倒在那只旧轮毂盖里喂猫。然后她进屋，和雕像说话，直到晚饭时间。她想象着暴风雨的到来。她一听到风声就把自己锁在楼梯下面，一听到雷声就用棉花堵住耳朵，和狗一起躲在桌子底下。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厩楼上碾大麦，看见她在田野里呼唤牛群。“咂咂！咂咂！赫西！咂咂！赫西！”她把镀锌桶子的把手摇得噼啪作响，要把想象中的奶牛呼唤回家。父亲温柔地把她哄回家。从那时起，她开始住在楼上。

于是，夏天到来的时候，轮到我把大茶壶拎到男人们的面前，壶嘴中塞着《农夫期刊》中的一页。男人们吸着干草卷成的香烟，看着我，口无遮拦地对我父亲说，我很快就会变成个大姑娘。

她半夜来找我，穿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浅蓝色睡衣。她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在黑暗中走下楼梯，穿过修剪过的草地，经过一堆堆干草，我们的光脚丫沾上了草籽。我们穿过麦茬地一直往上走，她的手像老虎钳一样抓住我。她睡衣的下摆在身后随风飘动。然后，我们到达了山顶，仰面躺在地上，看着星星，她一头黄铜色的头发，嘴里说着疯话，然而那些话并非毫无意义，她感觉到了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就像狗能最先听到车道上汽车的声音一样。

她指给我看她称之为“平底锅”的东西，那是树顶之上聚集的一群星星，并告诉我那些星星怎么会在那里。动物们口渴难耐，却没有水喝。由于干旱，长颈鹿弯下了脖子，绵羊开始掉毛，蛇的身子因为太干而无法弯曲；但是一头小母猪发现了一只装满水的平底锅，让所有动物喝上了水，渡过了难关，直到云朵拧出了雨水。那平底锅有一个弯曲的把手，动物们喝到水之后，星星就变成了它的形状，这就是天上的东西。我把天空中的白点连在一起，也看到了“平底锅”。我还感觉到我睡衣上的乌龟开始沿着我的腿爬行，一直爬到腋窝下。

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天亮，干草的味道随风飘来。她告诉我十五年来父亲的手是如何弄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告诉我爱一个人与喜欢一个人之间的区别，告诉我她不喜欢我就如同她不喜欢父亲，因为我的眼睛透着同样的残忍。

从那时起，我开始无缘无故地去乳品间。那里很安静，只有风声和头顶上水箱的汩汩声。房梁之间的天花板上有个洞，那便是婴儿房，我的几个姐姐以前常常带着洋娃娃上去，脑袋总会撞到倾斜的屋顶。

面包车来接她的时候，几个姐姐早就离开了家。父亲说她受了伤，但看不出任何伤痕。我问他是不是她体内在流血。

“差不多吧。”他说。

我想起了水槽上方的圣心画，那颗被永不熄灭的红光照亮的红心。

我打开金属箱子，望着里面的东西。我拿起一本祈祷书，手指翻动着书页。棕褐色的书页很光滑，宛如母亲的胳膊。我打开一张破损的棕色地图，分辨不出哪个是陆地、哪个是海洋，直到找到一个我认识的地方。一只昆虫的翅膀粘在挪威那里。我能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说话。我打开另一本书，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图片，结果一张也没有。我钻进箱子里，蹲下来。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响声变成了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大，近乎哭声。有东西掉了下来。我拉了拉铁皮箱盖，让那块金属罩在我身上，锈迹斑斑的箱盖盖上时发出了刺耳的响声。周围一片漆黑，好像我已经不存在了。躲在黑色的大铁皮箱子里、坐在受潮的书籍上面的不是我。箱子里有一股陈腐的霉味，像面包箱里面的气味，或者碗橱背后掉有蛋糕屑的地方的气味。一个世纪前的气味。我记得有一次老鼠咬穿了育雏箱的格栅。它们抓住了小鸡，我们发现到处都是绒毛，上面还连着腿，有肉的地方都被吃掉了。我们看到剩下的小鸡吓坏了，疲惫不堪，躲在油漆桶或几卷编羊栏的金属线之间，因为它们还不会飞走。我和父亲把它们抓在手里，它们发了疯似的细声尖叫，黄色的身体不停地颤抖。

最后一个说我很快就会变成个大姑娘的人被烫伤了。母亲总是说，没有什么比烫伤更糟糕的了。她没有说错。这是让他们知道，谁也别想在我面前胡说八道。现在他们乖乖地把威灵顿长筒雨靴脱在门外。再没有人说土豆中间太硬。我会用分餐勺敲打他们。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我星期天会去看她，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谁。

“是我，妈妈。”我说。

“我一闻到鱼的味道就受不了，”她说，“受不了他和他的鲱鱼。”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爱伦。”

“特洛伊的爱伦！骑上你的马！”她说。

她是纸牌行家，每个星期都能从别人的口袋里把钱骗到手，护士长不得不趁她洗澡时从她的鞋子里把钱掏出来。

但我仍然一次次去那家疯人院。我喜欢走廊里消毒液的气味，喜欢护士们的橡胶底鞋，还有那里为星期天报纸争吵的气氛。这说明了我内心的什么？母亲总说疯癫有家族遗传性，而我从父母两边都遗传了这一点。我想我去那里有自身的原因。也许我已经习惯了。为了保护自己，早早地沾染上一点疯癫，就那么一点点。就像接种疫苗。你必须面对最糟糕的情况，然后才能应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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