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

1967年生于法国巴黎，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塞内加尔人。从十二三岁开始写作，十八岁出版处女作《至于远大前程》。迄今已出版二十余部小说和剧作，获得多个文学奖项。其中，《罗茜·卡尔普》（2001）获费米娜奖，《三个折不断的女人》（2009）获龚古尔奖。2020年，玛丽·恩迪亚耶以全部作品获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奖。根据《快报》与卢森堡广播电台2009年公布的年度排行榜，玛丽·恩迪亚耶是被人阅读得最多的当代法语作家。

 

译者简介

于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现当代文学。

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克拉丽丝·里维埃尔踏上火车，重新成为马琳卡——那个她既爱又恨的名字，那个让她既害怕又欣慰的名字——去看望母亲拉迪维娜。她以母亲为耻，把她完全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却又深深地怜悯她。她曾经既深情又疏离，为无法言说的爱而痴狂，却难以去爱……这是一部充满神秘与力量的作品，记录了一个家族三代女性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以及她们之间无尽的、歉疚的、令人窒息的温情。

　　也不是没有可能，某一天，一个跟她同龄的女人欣喜地走近她，问她是否是马琳卡，来自那个城市、那所中学的马琳卡，而克拉丽丝，已经不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和样貌。克拉丽丝面带微笑，不是隐约的笑容，而是自信和坚定的笑容，她既不困惑也不呆滞，尽管她确信自己不记得这个声称在她还是马琳卡时就已与她相识的女人。
　　但她能认出自己的名字，以及名字被呼喊出时，最后一个音节停滞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闪耀着承诺、快乐的期待和完好的青春的尾迹，这是为什么她觉得没理由让她和这位她完全记不得的老同学之间继续尴尬着，这是为什么她努力在脸上表现出跟对方一样开心的表情，以免自己回忆起接受重新变成马琳卡可能带来的危险，即使这只是偶然情况。
　　于是她不敢想她应该做什么。
　　突然转身不理睬这个人，阴沉着脸，佯装不解，这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中庸原则的克拉丽斯·里维埃尔来说，远远超出了她所能设想的略微违背礼貌友好原则的行为。她坐在火车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窗玻璃，看着玻璃上的斑点和细微的划痕，目光无法穿透玻璃，因此她都不知道如何描述沿路的风景，即使年复一年，每月一次，她早上坐火车从一个方向经过，晚上从另一个方向经过，想象着当有人叫她马琳卡时，她要装出正常的表情，忧心到微微发抖。继而她的思绪偏航，渐渐忘了为什么发抖，尽管她还在持续颤抖，她也不知道怎样能停止发抖，最后她朦胧地把颤抖归咎于火车的前进，在她的脚下，在她的肌肉中，在她疲倦的脑袋里，火车有节奏地重复吟诵着，那个她既爱又恨的名字，那个让她既害怕又欣慰的名字，马琳卡，马琳卡，马琳卡。这在她的女儿拉迪维娜还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悄悄地前往波尔多，度过部分白天的时间，然后及早返回，以便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她一直都成功做到了。对此她既不骄傲也不羞愧。她只是做了她该做的事情，她会一直如此坚持，直至其中一方死亡，为此，她利用了自己拥有的全部资源，而她也自知缺乏：智慧，机敏，策略。
　　有时她觉得自己没有这些能力中的任何一种，或是随着时间丧失了，然而她最终能够调动自己所缺失的能力，规划出一种符合现状且安全的日常模式。
　　但是对此她既不骄傲也不羞愧。
　　她像头野兽，如此做着她该做的事情。
　　她对这种意图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感情，只是因为要承担维持行动和保持隐秘的双重责任，而具有了固执的、不可撼动的、如天赋般的信念。
　　当她到达波尔多，步行到圣十字街区，每次都走相同的路，总是走路的同一侧，并不是出于隐秘的需求，而是因为她强制规定自己不能退却，因此她从不考虑乘出租车，或者，稍晚的时候，也不会坐电车，否则，经常见到的人可能会认出她，跟她攀谈，问她去哪里，对于这种问题，身处这座城市的克拉丽丝·里维埃尔，精神上作为马琳卡，不会编造任何谎话，只得说出真相。
　　“我去看我母亲。”她会如此回答。
　　陷入要说出这种话的境地，简直无法想象。
　　她的使命，甚至是生命整体的使命，生命全部意义的所在，是向所有人隐瞒自己是克拉丽丝·里维埃尔以及马琳卡的母亲没有去世的事实，她含糊又坚定地对自己说着，在她看来，如果说出这样的话，那意味着自己在完成使命的任务上已经失败了，且失败不可能被原谅，不可能被遗忘，也不可能被转化为简单的失误。
　　她转进昏暗的港口街，在一幢黑色墙壁的房子前停下，拿出钥匙开门走进去，在潮湿的玄关，在那里，打开公寓的门。
　　……

 

一踏上火车，她又重新成为马琳卡，对她而言，这不是乐趣也不是烦恼，因为从许久之前，她就已意识不到这种变化。

但她知晓这变化，因为她已不能对克拉丽丝这个名字自动地做出反应，当有认识的人乘坐了同一班火车时，虽然这种情况非常少，他们用克拉丽丝这个名字呼喊她或跟她打招呼，发现她表情困惑、呆滞，隐约地微笑着，在这种双方都尴尬的处境中，略微愚钝的克拉丽丝，想不到可以简单地用“你好，你怎么样”这种看似自然的方式回应对方。

正是因为如此，因为她自身不能回应克拉丽丝这个称呼，于是她明白了，从登上前往波尔多的火车的那一刻起，她就是马琳卡。

她明白了，如果有人看到她的脸，或是从远处通过瘦弱的身影和蹒跚的步子认出了她，喊道：“嘿，马琳卡，你好。”如果有人这样称呼她，她会立刻转身应答。

这不会发生的，但是，绝对不会吗？

很久之前，有一段时间内，在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城市，男孩和女孩们都叫她马琳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除此之外的名字，不过，她自己也并不知道，那时她还没虚构出别的名字。

也不是没有可能，某一天，一个跟她同龄的女人欣喜地走近她，问她是否是马琳卡，来自那个城市、那所中学的马琳卡，而克拉丽丝，已经不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和样貌。

克拉丽丝面带微笑，不是隐约的笑容，而是自信和坚定的笑容，她既不困惑也不呆滞，尽管她确信自己不记得这个声称在她还是马琳卡时就已与她相识的女人。

但她能认出自己的名字，以及名字被呼喊出时，最后一个音节停滞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闪耀着承诺、快乐的期待和完好的青春的尾迹，这是为什么她觉得没理由让她和这位她完全记不得的老同学之间继续尴尬着，这是为什么她努力在脸上表现出跟对方一样开心的表情，以免自己回忆起接受重新变成马琳卡可能带来的危险，即使这只是偶然情况。

于是她不敢想她应该做什么。

突然转身不理睬这个人，阴沉着脸，佯装不解，这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中庸原则的克拉丽斯·里维埃尔来说，远远超出了她所能设想的略微违背礼貌友好原则的行为。

她坐在火车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窗玻璃，看着玻璃上的斑点和细微的划痕，目光无法穿透玻璃，因此她都不知道如何描述沿路的风景，即使年复一年，每月一次，她早上坐火车从一个方向经过，晚上从另一个方向经过，想象着当有人叫她马琳卡时，她要装出正常的表情，忧心到微微发抖。

继而她的思绪偏航，渐渐忘了为什么发抖，尽管她还在持续颤抖，她也不知道怎样能停止发抖，最后她朦胧地把颤抖归咎于火车的前进，在她的脚下，在她的肌肉中，在她疲倦的脑袋里，火车有节奏地重复吟诵着，那个她既爱又恨的名字，那个让她既害怕又欣慰的名字，马琳卡，马琳卡，马琳卡。

这在她的女儿拉迪维娜还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悄悄地前往波尔多，度过部分白天的时间，然后及早返回，以便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但她一直都成功做到了。

对此她既不骄傲也不羞愧。

她只是做了她该做的事情，她会一直如此坚持，直至其中一方死亡，为此，她利用了自己拥有的全部资源，而她也自知缺乏：智慧，机敏，策略。

有时她觉得自己没有这些能力中的任何一种，或是随着时间丧失了，然而她最终能够调动自己所缺失的能力，规划出一种符合现状且安全的日常模式。

但是对此她既不骄傲也不羞愧。

她像头野兽，如此做着她该做的事情。

她对这种意图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感情，只是因为要承担维持行动和保持隐秘的双重责任，而具有了固执的、不可撼动的、如天赋般的信念。

当她到达波尔多，步行到圣十字街区，每次都走相同的路，总是走路的同一侧，并不是出于隐秘的需求，而是因为她强制规定自己不能退却，因此她从不考虑乘出租车，或者，稍晚的时候，也不会坐电车，否则，经常见到的人可能会认出她，跟她攀谈，问她去哪里，对于这种问题，身处这座城市的克拉丽丝·里维埃尔，精神上作为马琳卡，不会编造任何谎话，只得说出真相。

“我去看我母亲。”她会如此回答。

陷入要说出这种话的境地，简直无法想象。

她的使命，甚至是生命整体的使命，生命全部意义的所在，是向所有人隐瞒自己是克拉丽丝·里维埃尔以及马琳卡的母亲没有去世的事实，她含糊又坚定地对自己说着，在她看来，如果说出这样的话，那意味着自己在完成使命的任务上已经失败了，且失败不可能被原谅，不可能被遗忘，也不可能被转化为简单的失误。

她转进昏暗的港口街，在一幢黑色墙壁的房子前停下，拿出钥匙开门走进去，在潮湿的玄关，在那里，打开公寓的门。

她的母亲，尽管已经预先知道她要来，因为克拉丽丝·里维埃尔每月第一个星期二来看她，但她总是一如既往地发出虚伪、惊喜的感叹，带着做作的讽刺意味：

“瞧啊，我的女儿，总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