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克里斯·鲍尔极其大胆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在这部精彩的文坛首秀中，鲍尔对人与人的隔阂、生命的荒谬和各种秘而不宣的微妙情感作了令人叹服的审视。整部作品无比贴近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讲述直击心灵的故事。
1976年夏
我的妈妈，还有那个夏天，总在我的脑海中萦绕，那个因我撒谎而伤害了尼斯•霍夫曼的夏天。整整六个星期都是那么闷热，在外面晃一整天，也感受不到一丝微风。九月我就要十一岁了，可是炎热让日子变得如此漫长，我的生日似乎再也不会到来。我们公寓楼外草坪上的白桦树，像个哨兵矗立着，纹丝不动。树皮积着尘，树叶像破布一样垂着。日间没人的时候，世界就静止了。
今年春天，妈妈和我从斯德哥尔摩搬到了城外的这个新社区。一切都整齐划一，每个公寓楼外草坪上都种着白桦树。很多人都想住在斯德哥尔摩，但妈妈的男朋友安德斯认识地产公司的什么人。安德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搬离原来的房子，因为那里又小又破。他说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有活动的空间，且绿荫环绕。后来我才发现，他不喜欢我们的旧房子，只是因为妈妈曾和爸爸在那里生活过。当然还有我，但是爸爸很久以前就死了，那时我还太小，什么都不记得。“他挺好，后来病了，然后死了，”妈妈这样告诉我，“就这样。”说完，两手轻轻一拍，就像要拍去手上的面粉一样。我们搬去新房子，远离了父亲的幽灵，安德斯曾尝试唤我他的小姑娘，但他没能坚持太久。
*
我们的楼是个很长的长方形，特别地白。一共四层楼，每层楼有四个楼梯间： A，B，C，D。我们住在二楼的 4B。我卧室的墙壁上贴了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些红色和蓝色的贴纸。红色贴纸用来标记我已经去过的国家，蓝色贴纸用来标记我想去的国家。贴了红色标签的国家只有丹麦和瑞典。有时我会把瑞典的红标签摘下来，因为感觉像在作弊，但早晚我又会把它贴回去。随着时间的流逝，蓝色标签数量渐增：法国，爱尔兰，俄罗斯，西班牙，巴西，美国，南斯拉夫。我挑选这些国家，或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名字的读音，或是因为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它们，或是因为我在妈妈的旅行指南中读到过它们，那是一本厚厚的平装书，我喜欢把它放在膝盖上，一读就是几个小时。有些国家，比如日本，我只是单纯喜欢它的形状。
尼斯•霍夫曼也住在二楼，在我隔壁的楼梯间。他和我同岁，也没有爸爸。我们不仅是邻居，就连我们的卧室也是紧挨着的。我能看到他在窗户玻璃上贴贴画，从外面只能看到贴画白色的背面，但只看形状，我也能猜得出那是士兵、飞机和汽车。晚上有时我会起床，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努力听他的动静。
尼斯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有一头金发，美得近乎冷酷。我真搞不懂，像她这样的人物怎么会生活在我们公寓楼这样乏味的地方。她似乎也被同样的想法而困扰：我从没见过她快乐的样子，但这并没影响她的美貌。我的妈妈也有她独特的美，但她似乎总在为这样或那样的事忧心，而这种忧心渐渐成了她脸上的细纹，而这些细纹却成了你看到的全部。我不爱照镜子，但当我这样做时，镜子里注视着我的是她的脸。唯一的不同是，现在的我比当初的她更老了。
当我看到霍夫曼夫人和其他男人在一起时，我疑心他们是不是和安德斯一样坏，或者也许更糟。在夜里，偶尔我也会猜想，尼斯的耳朵是否也曾贴在我们之间这同一堵墙上，我们之间仅隔几厘米。我都能看到他的金发在房间里的一片黑暗中发着微光。
我并不是喜欢尼斯。他会像动物一样在小区里公寓楼之间疯跑，不是踩到花，就是撞到树。他会把干土泡湿，做成泥巴饼，去扔男孩子，然后伸着黑漆漆黏糊糊的双手，去追女孩子。我从不掺和这些游戏。我有时也和社区其他孩子一起玩，但不是尼斯。
一天，七八个小孩围在我家楼下的花坛里，或站着或跪着，不知在看什么。我从他们背后好奇地望进去，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着迷。
“是什么呀？”我问，他们挤得太紧了，我看不到。
就在这时，隐在人堆中间的尼斯忽然站起来，大家忙往后退，“就是这个！”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我，我只看到一团小东西向我直飞过来。我本能地接住了它：一只死老鼠。在我将它扔到地上之前，它在我手上停留了一会儿，它冰冷而僵硬，令人悚然，刺刺的皮毛上还沾着泥土。这种感觉黏在了我的手上。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笑。
“脏东西！”我冲尼斯叫道。
我哭着跑回家，在妈妈确定我其实并没有受什么伤后，我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好啊。”她说，然后离开了公寓。我跑到窗前，看她出门，去了隔壁楼梯间。那个晚上，我不需要把耳朵贴到墙壁上，也能清楚地听到霍夫曼夫人训斥尼斯的声音，尽管我很难把那粗犷嘶哑的声音和她的美貌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他们家还住着另一个女人，当有人该受到惩罚时，这个女人才会出现。后来，训斥声停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坐在床上，把耳朵贴在凉凉的墙上。当我听到尼斯轻声抽泣时，我记得，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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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附近的工厂办公室工作，安德斯每天开着他的旧萨博车去斯德哥尔摩上班，他的工作和城市电话线路有关。我曾问过他，他说这对于小女孩来说太复杂了。假期我经常都是一个人，但我不在意。只要有书读，我从不觉得无聊。白天我经常在白桦树斑驳的树荫下看书，围着树干跟随着它的影子在草坪上移转。就好像坐在一个巨大钟面的中心，树荫先是扫过我们公寓楼长长的楼面，然后是邻近的楼群。死老鼠事件过去几天后，尼斯翻篇了。他假装无视我，但我能看到他眼中那飞快的小动作，斜着打量我。伪装眼神这种事情，我可比他拿手多了。他大呼小叫着，在地上瞎扑腾——冲锋陷阵，扑手榴弹——不过没多久，他自己也厌倦了这样的把戏，安静下来。沉迷在书中的我，抬起头时，发现他居然还在那儿，仰着脖子望着我们的公寓楼。
“如果我能把这个扔进中间的窗口，你给我什么？”他拿着红苹果，咬了一口。
他盯着的是楼道里用于通风透气的落地窗，在那个夏天从早到晚一直都开着。
“那是我家外面的窗户。”我说。
“我知道，我们是邻居。”
当他这么说时，我的脸发烫了。不知怎么地，我没想过尼斯会想到这个，没想到除我以外的任何人会想到这个。也许他真的也曾像我一样把耳朵贴在墙壁上，我想。也许我们真的曾在同一时刻偷听过对方的声音。“你会失手的。”我说。
“我不会。”
“好吧，那就证明一下。”
“你会给我什么？”尼斯问。他想让自己听上去像是挑衅，但那语气却带了一丝哀求。这让我意识到我比他有权威。这个想法让我很兴奋。
“你先证明给我看，”我不假思索，“其他的等等再说。”
尼斯抬头望向窗户，退后几步，掂量了几下苹果。他右臂后拉时，左臂在身前伸出，直指他的目标。他使劲扔出苹果，苹果穿过开着的窗户直飞进去，就像是系在绳子上被拽了进去一样。苹果砸出一声轻响。尼斯转过身，咯咯地笑，我也笑了。
“我就说吧，”他说，“现在给我的奖励呢？”
我把书放在身旁的地上，然后站起身。
“过来。”我说。
当尼斯走向我时，我感到鸡皮疙瘩皱入了我的皮肤，即便是在那样热的天。他站在我面前。我们一样高。
“闭上眼。”我说。
“为什么？”
“闭上眼，就会得到给你的奖赏。”
尼斯闭上眼睛，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触到他时，他缩了一下。
“闭着眼。”我说。他挤着眼闭得更紧了。我把嘴唇凑向他。我也闭上了眼，感觉有一浪东西从我身上通过。像在大热天冲进了冰冷的海。
就这样我们静止了几秒，就像我们头顶上的树一样。然后尼斯撤出。他看上去很震惊。他想说些什么，却只发出些许声音。他抬手擦擦嘴，猛地推开我，我倒在干燥的草地上。他跑了，在公寓楼的转角处消失了。
我没哭。也没想哭。当我看着我头顶上参差不齐的树叶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麻木。我拿起书上楼回家。苹果砸中了我家门外的墙壁。它爆裂了，墙上的污渍像是油漆弹的痕迹，白色的果肉粘在上面，溅了一地。在热气中它们已经开始发黑。我踩过它们，走进屋，径直去到我的房间，躺倒在床上。
看到尼斯的杰作，安德斯大吼。汪达尔人！他大喊着。冲进我的房间，眼睛发着光，问我知不知道门口那令人作呕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我一下午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相信了。
*
母亲和安德斯喜欢办派对，尤其是在那个夏天。他们是好主人，我猜，因为来了很多客人。整个公寓充斥着烟雾和细语，空杯子和瓶子像杂草一样冒出来，在桌上、地上、书架上。
播放的总是爵士乐，早上安德斯的唱片在唱机上高高摞起，像一圈圈的甘草卷。给唱片找封套，总能带给我巨大的满足感，我爱研究那些唱片封面。它们有些是音乐家的照片，有些是对专辑标题的描绘。我记得有张名为“昂首阔步”（Cool Struttin’）的唱片封套，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女人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与音乐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封套：灰色海面上的小帆船，穿过破碎窗户的阳光，大漠中的沙丘。我喜欢把这些唱片都铺在地板上，我坐在中间，然后迷失在这些图片中。
有派对的夜晚，妈妈会比平日晚些送我上床，但我依然很难入睡。炎热已经很难熬了，更闹心的是听到音乐和人声，我却不能身处其中。那个夏天较早的一次派对中，我蹑手蹑脚走到房间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卧室外的短走廊通往客厅，我可以窥见一丝光景，通过这条狭长的缝隙，我看到人们饮酒、抽烟、跳舞。
这种感觉很奇妙，像在从舞台的一侧看戏。那个世界于我而言是如此特别，所有人都显得见多识广、成熟老到。但当你长大，就会意识到，那个特别的世界，那个从门缝中瞥见的世界，完全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它从未如你想象一般地存在过。
但是倚在门边的那个夜晚，脸颊紧贴着门框，我看到了超凡脱俗的一幕：霍夫曼夫人正好站在了客厅的墙壁前，墙壁好像银屏，而她就像是投射在银屏上的影像。她的刘海好像美丽面容的画框。她穿了身牛仔裙，一条铜拉链从领口直抵裙摆，配了双棕色皮靴。她身边的男人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穿身邋里邋遢的西服。她真是和他一起来的吗？他看上去就是个路人甲。他们托着酒杯，举着香烟，彼此没有交谈，也没和其他人说话。然后霍夫曼夫人走出了我有限的视野。那个男人凝视杯中，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也随她而去。
看到霍夫曼夫人在我家，我很兴奋，想尽可能地多看她一会儿。我悄悄走出房间，沿着昏暗的走廊，向着客厅暗橙色的灯光走去。立体声音响中传出的音乐很是高昂：那是小号声和狂乱的鼓点。再加上仿佛上百人喊叫的声音，一起在走廊中回响。那里可能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感觉像是一个部落，当我望向客厅时，我知道那正是高潮。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喊叫或是欢笑。一些人舞得很是狂野，随着小号的乐声甩着头，脸上的汗闪着光。三个男人围着音响凑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每人手上都抓着张唱片。我没看到妈妈或是安德斯，但我并不慌张，房间里的气氛是如此欢愉，不用担心什么。每个人都在欢庆，或者说几乎每个人。沙发上，一对男女在轻吻，坐在他们身边的是霍夫曼夫人和她的同伴。沉默枯坐，他们仿佛正在寒夜里等待着末班车。
我在床上醒来，妈妈坐在我的脚边抽着烟。公寓里很是安静。我动了动，期待她转过头来，但是她完全没有反应。附近楼房里彻夜不灭的钠灯照着她的脸。她几乎没有表情，目光凝滞。我觉得她在思念父亲，甚至在和他交谈。让他知道我们过得如何。
我们很少谈及这些，她只会说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在天堂里爱着我，然后她就会转换话题。她给我看过一张他的照片，但很谨慎。她给我看时我很激动，但我从未主动向她要求，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怎么可能任何时候想看就能看呢？这需要争取，虽然这神秘的奖励机制，是我无法理解的。
母亲过世后我曾期望在她的遗物中找到更多父亲的照片，但那真是唯一的一张。我现在已经没有那张照片了，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照片中每一个细节：那是张黑白照片，有窄窄的白边，没有装框，在顶部有道折痕。父亲盘腿坐在码头上，裸着胸膛，穿着短裤和白色帆布鞋，眯眼看着太阳，露出一种痛苦般的微笑。他身后平静的黑色水域看上去很是深邃。同样我也没有她的照片。
派对过后第二天，再去问妈妈，坐在我床上时，她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好像如果说出来，某种力量就消失了。再后来，妈妈被诊断出癌症，这些自然就被忘却了。你以为当死亡临近，你会提出一切重大的疑问，理清所有的头绪，但在我们却不是这样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本来好好的妈妈，饱受病痛折磨，而药物甚至令她病得更重。她人虽然还在那里，却被遮盖了起来。当我们可以交谈时，我们只是谈些日常的事情，一些过后你再也不会记起的事情。现在我真希望我还能回忆起那些对话，哪怕只是一个呢。
母亲1：1976年夏
婚礼之上
横渡
罗德岛太阳神巨像
母亲2：因斯布鲁克
哈文史前石墓
奔跑
门
约翰尼·金德姆
母亲3：伊娃
致谢
译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