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2021年因“他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处境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20世纪60年代移居英国并求学，最终在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后殖民主义写作和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论述，特别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论述。曾担任凯恩非洲文学奖和布克奖评审，2006年入选皇家文学学会。古尔纳的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代表作有《天堂》《海边》《来世》等。

随着阿美莉亚的到来，一切都只能暂缓停止。我们放下手里的所有工作，围绕婴儿转了起来，她是又拉屎又啼哭。这个婴儿甚是哭闹，让我有时不得不去想她是否厌恶自己出生的可悲境地。大家说这十分正常，多半是肠绞痛或其他毛病，但是我仍然觉得她是因为自悲在啼哭。当然，这对她没啥好处。在这儿，她有人照顾、有人疼爱，根本没有理由自悲。每次喂奶，她依偎着妈妈的乳房，仿佛那就是自由本身。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徒劳地抓着那些囚住自己的东西死不放手。

在她出生的那一刻，数周的准备和焦虑达到高潮，早已从最初的散漫无边逐渐演变为全神贯注的投入。得买几件新的家具、床单被套和一个尿布桶，还得学些儿歌，准备字母游戏，更新孕妇体况表，考虑单身状态等等。爱玛的肚子大得很快，其他倒也一切正常，这让她对一切决定都有否决权。不论怎样，听她说起育儿的各个方面，你绝不会认为这是她第一次生产。多年的教育和训练让她为这一刻有所准备。几年以前，她就知道自己要生一个名为阿美莉亚或比阿特丽斯（有时叫比阿特丽克斯）的女婴。她的论文被搁置一旁，我们关心的已不是卢卡奇、本雅明和海德格尔——此前福柯和德里达曾占据她的话语，而是斯波克博士的育儿指南。所以临盆在即时，我们的生活自然也就忙于关注婴儿的出生了。小家伙十分健康，出奇的好动——我倒希望她安静睡着——这给叙事片段送上了奇妙的结尾。威洛比夫妇、我还有爱玛的大学好友朱迪，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围在床边分享这场戏剧。去医院看望时，我沉浸在护士投来的赞许当中；当他们让我坐在爱玛的床上握住她的手时，我微笑着允诺；我甚至高兴地模仿婴儿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对于婴儿的健康着实有益。我必须得承认，阿美莉亚似乎确实喜欢我表演的那些滑稽动作，它会照我们期待的那样，暂停与存在的顽强斗争，在空中踢着双脚，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

爱玛对任何事都出奇地随意，她更喜欢谈论她不在家时我给自己做的饭和她在病房结交的朋友，而不是她的身体最近遭受的疼痛。她做的这一切又让她显得更加英勇。我当时也在那里，胃饿得难受，尿憋得要死，爱玛因努力努责涨红了脸，在分娩中呻吟着，几个助产师忙进忙出，在我看来全然一副幸灾乐祸的麻木。我想象着他们会说，这是你自找的，所以别再呻吟。

于是，我加入照顾母子二人的日常琐事当中，并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既感到欣慰又觉得自豪，但我必须得说等搬回我们的公寓时，我开始觉察出这种成就的另一面。首先，只有我在的时候，爱玛似乎不太自在。我说的事情似乎还会惹恼她。等我从斯波克手册中查到母亲产后出现的危机，并把里面的内容读给她听时，她眉毛一瞪显出一脸怀疑，然后继续忙手里的事情，好像我什么也没说。当我像只小狗一样在地上打滚并发出可笑的声音，或者当我躺在她身边等婴儿熟睡后去抚摸着她许可的身体部位时，她才会对我露出一丝微笑。

阿美莉亚似乎喜欢住在公寓。她的叫声提高了，她偶尔也安静一会儿，期间依然不时发出痛苦的啼哭。

爱玛和母亲一心照顾婴儿，手法熟练得似乎全然不费什么力气。她们看着她、抚摸她，猜测着她皱眉、啼哭和欢笑的原因，并互相争论一番。在这些时候，爱玛似乎忘记了自己，但我在的时候，她很少会这样——比如当我乱滚装傻的时候。或许，她担心我鄙夷她的快乐，嘲笑她轻易屈从于母性。她持有一种看法，认为女性是被自己美好的感情击垮的，而她们的社会化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本性使然。她会说，女性接受的教育便是要自我牺牲，她们只有成为孩子的奴仆人生才会完满。或许，她母亲的欣喜让她搁置了这些顾虑。等威洛比先生受邀前来时，他高兴地盘旋在婴儿边上，弄出一些声响的同时还朝着婴儿龇牙咧嘴打趣。

先生和夫人（每天）来的时候都会捎上礼物，从洗涤液到一公斤牛肉，基本上什么都有。她会去卫生间清洗尿布，而他则带上婴儿去四处都是狗屎的人行道上散步，这样爱玛就可以打个盹儿。随后，夫人不是沏茶，就是喂婴儿，要么去烹饪带来的牛肉。出于有些原因，她偶尔还会留下过夜，并睡在我们卧室的地板上——此前我已经因为梦里呓语吵醒婴儿而被驱逐出去。我问她：“我刚说了什么?”不过，她说自己听不懂我的语言。这是一段让人痛苦的插曲。有时，我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是个隐形人。我在他们谈话时如果开口，我的声音听起来会非常奇怪，仿佛我在使用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在讲话。我感觉若有所失，不仅言语不清，而且羞于开口。当他们谈论我（或跟我讲话）时，我感觉他们是在可怜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受害者，经历了一场飓风、霍乱流行或先天畸形等不可阻挡的自然力量的侵袭。

爱玛不时向我投来猜疑的目光，并琢磨着我莫非是在取笑她们。“你和爸爸为什么不去弄湿婴儿的脑袋?”她提议道。

我们坐在几近空场的酒吧（当时才六点半），手里握着各自的酒杯，谁也不发一言。当我瞟一眼威洛比先生时，他的目光正在我身上打量，这让我想大喊一声，尖叫着跑入夜幕当中。他渴望听到一个帝国故事，但我的舌头早已僵化变色，我的脑袋也因愤懑而嗡嗡作响。最后，我向他讲起那家英国医院救我一命的护士大姐。我当时去医院是为了和一位姑妈道别，她因患上利什曼病、麻风、血吸虫病和传染性疖子出现混合并发症马上就要咽气了，而所有这些都由家族遗传的放荡和淫邪导致。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一种热带疟疾突然在我身上发作。我倒在了楼梯台阶上，大姐在那儿看到我，并把我抱到床上。直到两周后我完全康复，她才离开我的身边；在此期间，她用酒水涂抹我的额头，还用浸湿的手帕放我嘴里让我喝水。这是一个帝国英雄主义的简单日常故事，但我在讲述中重点有误。尽管威洛比先生似乎没有显得过于不满，我可以说他并不觉得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同样感人，于是我内心的艺术家对这种败兴感到一阵失望。

我们默默地握着各自的酒杯，又坐了许久。之后他问道：“工作进展顺利吗?”那时，我刚步入职场在一所学校教书，里面全是愚昧而疯狂的学生，他们似乎有点怕我，这种奇怪的反应倒是让人欣慰。学校到处是满身臭汗和炖肉烧焦的味道。我发现这份新的工作每天都是一种迫害，我则终日担心学生会造反，并最终逼我体会受辱的滋味。我时刻保持警惕，思忖着要在每一天、每一小时存活下来，并绝不沦为野蛮行径的牺牲品，重要的就是要先发制人，而且从学生的脸上和他们的叫喊声中，我能看出那种野蛮毫无节制。有些岁数大的男生个头比我都高，有些女生也已经到了生育的年纪，但他们竟忘我地将精力和热情全部投入荒唐的戏虐当中，行为表现宛如狒狒家园中的幼龄动物。

 “你现在该为别人考虑了，”我们往回走时威洛比先生说，“正儿八经。”

第一部分 003

第二部分 119

第三部分 205

附录：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奖演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