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2021年因“他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处境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20世纪60年代移居英国并求学，最终在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后殖民主义写作和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论述，特别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论述。曾担任凯恩非洲文学奖和布克奖评审，2006年入选皇家文学学会。古尔纳的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代表作有《天堂》《海边》《来世》等。

我是一个难民，来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庇护”这两个词都不那么简单，即使人们都听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我是去年11月23日傍晚抵达盖特威克机场的。这是我们的故事中一个耳熟能详的小高潮，我们常常离开已然熟悉的环境，带着一点乱糟糟的行李，藏着一点秘密和一点没有头绪的野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某些人来说，对我来说也一样，这是第一次乘飞机旅行，也是第一次到达机场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从前，我走过海路和陆路，也在想象中飞翔过。我慢慢地走过空荡荡的“隧道”，我感觉里面的灯光冷冷的，十分寂静，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不是隧道，我穿过了一排排座位，两边是大片大片的玻璃窗，还有不少标识和指示牌。外面一片漆黑，下着小雨，而“隧道”里面灯火辉煌，这就把我吸引了进去。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让我们觉得越无知。看着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就感觉仿佛还泡在那个水不冷不热的浅池子里，我们从小时候就要面对恐怖，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温水池子。我走得很慢，每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就有指示牌等着告诉我要往哪里走，我感到很惊讶。我之所以走得很慢，是因为我不想错过一个转弯或者误读一个标识，这样，我就不至于陷入慌乱而过早引起注意。他们在检查护照的柜台把我带走了。“护照。”那个人说。我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等着被识破，等着被逮捕。他的表情很严肃，但他的眼神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之前就有人告诉过我，在这种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假装我完全不懂英语。当时我不明白那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会听从他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耍赖，耍赖是弱者的常用伎俩。他们会问你的名字和你父亲的名字，以及你一生中做过什么好事，你什么也别说。他第二次喊“护照”的时候，我把护照递了过去，然后畏畏缩缩地等着谩骂和恐吓。当官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小事就瞪着眼睛大喊大叫，我早就习惯了。他们会耍你玩、羞辱你，那纯粹是在享受行使神圣权力而获得的乐趣。所以，我等着柜台后面的那个“移民搬运工”发现什么，然后要么面目狰狞，要么摇头晃脑，再然后慢慢抬起头来，用幸运儿面对乞求者的自信盯着我。但是，他翻了翻我的假文件，抬起头来，眼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就像一个钓鱼的感觉到有鱼在拽他的钓线。没有入境签证。然后他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他笑容可掬，叫我到旁边等着。

我一直垂着眼睛，所以我没有看到有个人来带我去问话。他喊了我的名字，我抬起头，他微笑着，那是一种友好的微笑，通人情的微笑，然后他很平和地说：“你跟我去吧，这个小问题可以解决。”他快步走在我前面，我看到他超重了，不是很健康，走到讯问室的时候，他喘着粗气，拉了拉衬衫。他在椅子上坐下，但好像浑身不自在，我觉得他正汗流浃背，却还要穿戴整齐，肯定很不舒服。我很担心他自己不舒服也会让我不舒服，但后来他还是笑容可掬，说话温和，彬彬有礼。那个房间没有窗户，地板很硬，中间有一张桌子，靠墙有一条长板凳。青灰色的墙上贴着刺眼的荧光条，我不敢用正眼看墙壁。他指着别在外套上的胸牌告诉我，他叫凯文·埃德尔曼。愿上帝保佑你健康，凯文·埃德尔曼。他又笑了，笑得很灿烂，也许是因为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他还是看得出来我很紧张，他这样笑是想让我放心，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使然，面对他的人总会很不自然，他看到了就会习惯性地感到开心。他面前放着一本黄色的记事本，他在上面写写画画，记下了我的假护照上的名字，再跟我说话。

“我可以看看你的机票吗?”

机票，哦，当然可以。

“你有行李。”他指着机票对我说，“这是你的行李识别标签。”

我装傻，没有回答。你不懂英语也知道那是机票，但行李识别标签似乎有点太先进了。

“我会叫人帮你取行李的。”他说着把机票放在记事本的旁边。接着，他又笑了，没有再说什么。他的脸狭长，太阳穴有点突出，尤其是在笑的时候。

也许，他之所以笑，是期待着检查我的行李，这也是他的乐趣所在，而且，检查过行李之后，他想知道什么自然都有答案，无论我是否配合。我想，这样的检查会产生一些乐趣，就像在房间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装饰好就进去看，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一面。我想，手里握有密码可以解开别人想掩藏的秘密，这也是一种乐趣，检查行李就像在考古，或者在地图上查找运输线路。我一直很安静，呼吸的节奏和他保持同步，这样，他要是心情不好了，我就能感受到。为什么要入境英国?你是游客吗?来度假吗?资金呢?你有钱吗，先生?用旅行支票吗?是英镑?还是美元?是否有人能做担保?有联系地址吗?在英国期间，你想和谁住在一起?哦，该死的，该死的蠢货!你在英国有家人吗?先生，你会说英语吗?先生，恐怕你的资料不符合要求，我不得不拒绝你入境。除非你能说明一些情况。你有什么资料可以帮助我了解你的情况吗?证件，你有证件吗?

他离开了讯问室，我静静地坐着，本想舒一口气，但还是克制住了，我从145开始倒数，刚才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从头开始数到了145。我想去看他在记事本上写了什么，担心他看破了我的沉默，但我最终克服了冲动，我怀疑外面有人正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盯着我，想因此抓住我的把柄。一定是刚才的情况有点反常，让我产生了怀疑。可能有人会关心我是在抠鼻子，还是把吃进肚子的钻石拉出来。他们想知道什么，迟早都会知道的。他们有专门的机器。有人提醒过我。他们的政府投入巨资，让这些官员受过很高级的培训，可以识破像我这样的人所编造的谎话，而且，他们见多识广，很有经验。所以，我静静地坐着，静静地数着数，时不时闭上眼睛，表明我很难受，在反思，是个温顺的人。凯文，你想怎么处置我，就随你的便吧。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布袋，那就是我的行李，然后把袋子放在长板凳上。“请你打开这个袋子，可以吗?”他说。我坐立不安，一头雾水，我希望他能说得清楚一些，我等着他把话说明白。他瞪着我，指着包，于是，我笑着点点头，起身拉开袋子的拉链。他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把每一件都放在长板凳上，好像在拆名贵衣服的包装。袋子里有两件衬衫，一件蓝色的，一件黄色的，都褪色了，还有三件白色T恤、一条棕色长裤、三条内裤、两双袜子、一件康祖长袍非洲人服装，通常为白色长袖。、两件纱笼、一条毛巾、一只小木匣子。那只木匣子是他拿出来的最后一件物品，他拿出来的时候叹了口气，饶有兴趣地拿在手里转了转，接着又嗅了嗅。“红木的?”他问。当然，我还是一言不发，而那些生活的小纪念品摊在那间几乎不通风的讯问室里的长板凳上，让我唏嘘不已。不过，那些东西并不代表我的生活，而是一个线索，代表着我想要讲的故事。凯文·埃德尔曼打开匣子，看到里面的东西，显得很惊讶。也许他期待看到珠宝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毒品。“这是什么?”他问。然后，他仔细嗅了嗅打开的匣子。没有必要这样嗅，因为他一打开匣子，这小小的房间里就香气四溢。“是熏香吗?”他说。他盖上匣子，把它放在长板凳上，疲惫的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就像从热闹的集市淘到了好玩的物件。我按照他的指示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拿着记事本回到长板凳那边，记下他摊在那里的那些玩意儿。他回来又在桌子上写写画画，一共满满写了两三页，然后他放下笔，身子往后仰靠在椅背上，椅背碰到他疲惫的肩胛骨时，他微微收缩了一下。他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很开心。我看得出他要宣判了，我不由得感到沮丧和恐慌。“沙班先生，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的开销等等，我都不了解。所以，我很抱歉，但恐怕我不得不拒绝你进入英国。你没有有效的入境签证，你自己没有资金，也没有人能为你做担保。我想你可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无论如何，在给你的护照盖章之前，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一旦我在你的护照上盖了被拒绝入境的印戳，下次你再想进入英国，你的申请会自动被拒绝，当然，如果你的证件很齐全，还是可以的。你听得懂我刚才说的话吗?算了，我觉得你听不懂。我很抱歉，但这些手续该办的还是得办。我们会去找一个会讲你们语言的人，让他跟你解释清楚。与此同时，我们会让你搭乘下一趟航班返回，还是送你到这里来的那家航空公司。”说完，他翻看着我的护照，找到一页干净的，然后拿起他回来时放在桌子上的小印戳。

“难民。”我说，“避难。”

他抬起头，我则低下头。他很生气。“你会讲英语!”他说，“沙班先生，你一直在耍我。”

“难民。”我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避难。”说完我抬头看了一眼，想再说一遍，但是凯文·埃德尔曼打断了我。他的脸色变了，阴暗了一些，呼吸也变了，我们不那么容易同步了。他深深吸了两口气，做了一个动作，显然是想克制自己，但他的动作就像拉杠杆，让我下面的地板打开，让我的下方出现一个无底洞。我知道，早年，我自己也多次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沙班先生，你会讲英语吗?”他问。他的声音又变得柔和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客气，虽然轻声细语，那更像是在打官腔，很费劲。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吧。我的呼吸又跟他同步了。

“难民。”我指着我的胸口说，“避难。”

他冲我咧嘴一笑，好像是我在迫害他，他一直看着我，这次，我报以微笑，也看着他。他有气无力地叹了口气，然后缓缓摇了摇头，咯咯地笑了起来，也许是被我莫名其妙的微笑逗乐了。他的神态让我觉得他正在审问一个烦人又愚蠢的囚犯，那个囚犯就是我，而我无聊的文字游戏让他无言以对。我提醒自己要防备突然袭击，但这是多余的。根本用不着防备，因为他的选择很多，而我只有一个： 确保凯文·埃德尔曼不会暴怒，不考虑使用残酷的手段。一定是那个狭小的讯问室和他跟我说话时刻意的彬彬有礼，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囚犯，我们俩都知道，我想进去，而他却想把我挡在外面。他翻着我的护照，显得很疲倦，我又觉得我真是个讨厌鬼，给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和不便。然后他又走出去，估计是去咨询和征求意见。

我知道，他会得知英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由于到现在我都不完全清楚的原因，来自我那个地方的人，如果声称自己的人身安全面临威胁，就可以获得难民资格。英国人想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他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对本国公民构成了可怕的威胁，这是他们和全世界早就知道的事情。但是，时代变了，现在每一个自命不凡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必须表明，他们知道，热带稀树草原上那些没有规矩、吵吵闹闹的乌合之众净是胡说八道，他们不再轻易相信。他们听够了。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做什么比以前更坏的事情?他们操纵选举，向国际观察员伪造数字，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是监禁、强奸、杀害或以其他方式践踏本国公民。因此，英国政府要庇护任何声称面临生命危险的人，授予他们难民身份。这是表示严厉反对的廉价方式，我们人不多，只是一个小岛，而且大家都很穷，只有少数人能凑足路费。有几十名年轻人凑到了路费，他们逼着父母和亲戚拿出私藏的积蓄，或者去借钱，果不其然，到达伦敦的时候，他们跟移民官说他们害怕自己有生命危险，就被接纳为难民。我也害怕，已经担惊受怕了很多年，最近，我的担忧更是达到了危机的地步。所以，我听说英国允许那些年轻人入境，就决定去闯一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