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东京三鹰的家遭轰炸被毁，于是全家搬到妻子的老家甲府市去住。妻子的娘家，现在只剩妻子的妹妹一个人居住着。
那是昭和二十年的四月上旬。盟军的轰炸机时常从甲府市上空飞过，不过几乎从未投下过炸弹，整座城市的氛围也不像东京那样充满战场硝烟。一家人终于可以脱下防空服睡个觉，在东京已经许久没能这样子了。其时我已年届三十七岁，妻子三十四岁，长女五岁，长子是前一年的八月出生的，刚刚两岁。之前一家人的生活虽谈不上惬快，但总算没病没灾地过来了。我有时想，好不容易挨过艰辛活下来，一定得努力活下去，亲眼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当然，另一种想法更为强烈，那就是万万不可让妻子和孩子们早于我而死，留下我孤身一人。这种情形，单单想象一下，就会让人无法忍受，尤其是我绝不能让妻子遭灾遇难。为此，按理必须早做打算，采取万全的措施，可我没有钱。虽然偶尔也会赚到一笔钱，但我很快就会拿着钱跑去喝酒，因为我有酒癖这个不同寻常的毛病。在当时，酒可算得上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可只要家中有朋友造访，我便忍不住像从前一样和朋友们一起吆五喝六地出去喝酒，不这样就觉得坐卧不宁。如此一来，不要说万全措施，就是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眼看许多人携家带口远远地疏散到农村去，我只能艳羡，却因为没有钱，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我的懒惰，结果磨磨蹭蹭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直到三鹰遭受空袭，不敢再在东京待下去，一家人只得转移到妻子的娘家。将近一百天之后，终于可以脱掉防空服睡觉，想到至少这阵子再也不用在寒冷的夜晚将孩子们叫醒，心急慌忙地躲进防空壕，虽明知今后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总算可以轻舒一口气放下心来了。
然而我们这家人毕竟“失去了自己的家”，诸多事情都与之前情形有所不同了。我虽说跟大多数人一样，也算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寄宿在别人家，尽管是妻子的娘家，算是关系很近的亲戚，却还是前所未有的头一遭，因而体验到了各种别样的甘苦。妻子的娘家，父母亲已经双双亡故，姐姐们也都出嫁了，最小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如今是户主，两三年前大学一毕业就参加了海军，眼下只剩一个女儿住在甲府市的家里，是这男孩的小姐姐、我妻子的妹妹，年纪二十六七岁。这个女儿似乎经常和那个海军弟弟通信，有关家里的事情无论巨细都与他商量。对这二人来说，我算是他们的哥哥了，但我这个哥哥对甲府家里的任何事情毫无发言权。非但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利，事实上，我自结婚以来给这一家人添了不少麻烦，换句话说，我是个靠不上的男人，所以弟弟妹妹们从来不就家里的事情来同我商量也就理所当然了。另外，就我来说，我对他们家的家产之类压根儿没有兴趣，这一点互相之间心照不宣，因此“不相为谋”。然而，妻妹（今年二十六岁还是二十七岁，又或者是二十八岁，反正没有一本正经地问过，所以我也弄不清）独自一人操持的家里，三十七岁的姐夫和三十四岁的姐姐带着两个孩子突然闯了进来，没准什么时候瞒着妹妹和身在远方的年轻海军将家里的财产……想必不会有人如此胡乱猜疑，但作为年长的一方，却生怕在无意识中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就我当时的切实感受来说，就像庭院里长满柔嫩的绿苔，为了不蹂躏这些绿苔，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踩着踏脚石，轻手轻脚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甚至巴望，这家里要是有一位更加年长又通晓人情世故的男人就好了，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自在一些。这种消极的忧虑实在是棘手又费劲的事情。
我将家里对着后院的一间六席大的屋子借了做工作室兼卧室，又借了间六席带佛龛的屋子给妻子他们住，照一般行情商定好了房租、伙食费及其他方面尽量考虑周全，不让妻子娘家人吃亏，我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也不使用客厅，而是直接领到我的工作室。不过，我是个贪恋酒杯的人，加之总免不了有点从东京来此游玩的心态，因此尽管心里十分尊重妻子娘家人的权利，却仍时常造成失礼的后果。妻妹倒是对我们一家客客气气，还经常帮着照看两个孩子，从未与我们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我们因失去自己的家，心理上难免有些乖僻，老是如履薄冰似的谨小慎微，过分客气。虽说是亲戚，但结果却因为疏散这件事令双方都失张失志，十分疲惫。我们的处境在所有疏散者中尚算是好的，至于其他疏散者的遭遇那就可想而知了。
“千万不要疏散！最好坚持待在东京，除非家里给烧个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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