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东诺夫的名字在现在几乎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然而在苏联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这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名字,尽管在作家的有生之年未能亲眼见证这样的高度评价。普拉东诺夫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文字呈现了一种独特美学体验,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思考并在努力回答着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能否合二为一,其中巨大落差在何处又因何而起。在我第一次看到书名《美好而粗暴的世界》时,我就被击中了,这几乎是对我们所在世界高度凝练的精确概括,而在作品中所思考的问题,则是放在今天,或者说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马尔采夫被收了监。我还是当我的副司机,不过是给另一位司机打下手。这位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头儿,离着黄灯怕得有1公里开外,就开始刹车,待到我们凑近了,那黄灯已变成绿色的了,这老师傅又才拖着列车继续前行。这根本不像干活的样子:我有些怀念马尔采夫了。
冬天那会儿,我去了趟省城,看望了一下我的弟弟,一名大学生,就住在学校宿舍里。交谈的时候,我弟弟告诉我,他们学校物理实验室里有一台特斯拉装置,可以制造人工闪电。当即,我脑海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还比较模糊,也不太能确定。
回到家之后,关于特斯拉装置这事儿,我反复琢磨着自己的那个想法,最终想通了,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行。于是,我给当初审理马尔采夫一案的侦查员写了封信,提请对犯人马尔采夫,做一次放电作用承受效应的试验。那样的话,要是能够证明近距离的放电,可以干扰到马尔采夫的心理机制,或者影响到他的视神经发挥作用,则马尔采夫的这个案子就须得重审。我给侦查员讲明了,那套特斯拉装置在什么地方和应当如何对人体进行试验。
很长一段时间里,侦查员都没有给我回话,不过后来却通知我,省检察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在大学物理实验室里举行一次鉴定式的试验。
过得几日,侦查员给我发来一张传票。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了他那里,早早地就觉着马尔采夫的这个案子,应该有个令人愉快的结果。
侦查员跟我打完招呼,却一直不说话,只是在那里慢腾腾地看着一份文件,眼神有些沮丧;我顿时觉得失望落空了。
“您坑害了您的朋友。”侦查员开口就来了这么一句。
“咋了?是维持原判吗?”
“没有。我们批准放了马尔采夫。释放令已经下了,没准儿这会儿,马尔采夫已经到家了。”
“非常感谢。”我站直了身体对侦查员说道。
“可我们却不会感谢您。您出了个馊主意:马尔采夫又瞎了……”
我双脚一软,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心里顿时一阵刺痛,像烧焦了似的,只想喝水。
“没有预先通知,专家们把马尔采夫带到了特斯拉装置下,屋里一片漆黑,”侦查员告诉我,“打开电流,产生了闪电,响起一声猛烈的重击。整个过程马尔采夫都很平静,可是如今,他又见不着光明了——这是法医做出的鉴定,客观公正,确凿无疑。”
侦查员喝了口水,又补充了一句。
“眼下,他又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这个世界了……您是他的同事,得帮帮他。”
“说不定,他的视力又会恢复的,”我还怀着一线希望,“就像上回,机车事件之后……”
侦查员想了想。
“这可未必……上回是首次受伤,这回是第二次,同一个地方,是伤上加伤啊。”
这时,侦查员失态了,猛地站了起来,在屋里十分激动地转来转去。
“这是我的错……我干吗要听您的,非坚持试验不可,简直是个猪脑子!我是在拿活人去冒险,可他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冒险。”
“您没有错,您也谈不上什么冒险,”我安慰起侦查员来,“哪样更好——一个自由的瞎子,还是一个明眼的、无罪的囚犯?”
“我不知道,我干吗非要用祸害人的手段来证明一个人的清白,”侦查员痛陈道,“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您是个侦查员,”我劝说他道,“您应该知道关于人的一切,甚至那些,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的东西……”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说得对。”侦查员弱弱地叹道。
“您也别太自责了,侦查员同志……这事儿呢,显然是人的那些内部因素在起作用,而您呢,只是从外部在找原因。不过,您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在对待马尔采夫这件事上又表现得非常高尚。我很敬佩您。”
“我也很敬佩您,”侦查员坦诚道,“您瞧,您完全可以来给侦查员当助手嘛……”
“谢谢,我可没那工夫:我如今正干着特快列车的副司机。”
我走了。我不曾是马尔采夫的朋友,他呢,对我也从来不在意和关心。不过,我是真的想帮他摆脱那悲惨的命运。我憎恨那些突然爆发又冷酷无情的,毁灭人的劫难力量;我感觉得到这股力量神秘而隐蔽的算计——正是它们,对准了马尔采夫进行加害,而没有,比方说,对准我。我明白,在自然界不存在我们人类数学意义上的算计,但是我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事实,这就证明,确实存在一种危及人的生命的,充满敌意的致命情形,而这些致命的力量,正在摧毁那些出类拔萃的卓越人士。我决定毫不示弱,因为我觉得在自己身上有某种,自然界的外部力量和我们的命运中都没有的东西——我感觉到了自己身上那份生而为人的特殊性。尽管我还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但是我决定横下一条心,坚决抗争到底。
5
第二年夏天,我通过了司机资格考试,开始独自驾驶“行囊”系列机车,负责本地铁路局段内的客运工作。每当我开着机车向站台上的列车车厢靠近时,几乎每次都能见到马尔采夫坐在站台的油漆板凳上。他两腿间立着一根拐杖,一只手搭在上面,望着机车的方向,一脸的激动和跃跃欲试的样子,可眼神却是空荡荡的;他贪婪地闻着煤渣和润滑油的气味儿,竖起耳朵仔细听风泵运转错落有致的声响。我拿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径直将车开走了,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夏天一天天过去。我开我的列车,时不时能见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单单是在月台上,在街上也能碰到,那会儿他正拄着拐杖探路,缓慢地拖着步子。最近一段时间,他明显瘦了也老多了。他生活上倒是不用怎么担心——单位给他批了退休金,妻子也还在工作,又没有孩子;只是那份长时的哀愁和苦闷,那样一种死气沉沉的人生,着实折磨得他不轻,也就日渐消瘦了。我偶尔会跟他聊上几句,不过看得出来,他对闲扯生活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不感兴趣,也反感我好言好语的拿话安慰,显然,哪怕是瞎子——也照样是一个完整而平等的人。
“走走走,一边儿去!”我好心好意地说完了,他却不耐烦道。
我也是个有几分脾气的人。有一次,跟往常一样,他赶我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对他说道:
“明天十点半,我把车开来。要是你能老老实实地待着,我就带你上车。”
马尔采夫答应了。
“行啊。我会规规矩矩的。到时随便给我手上塞个什么家什——要不就把一阵子操纵杆吧:我不会乱动的。”
“你可不许乱动!”我反复强调,“要是你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手里塞一块煤炭,然后从此再也不带你上车了。”
这瞎子不作声了;他实在是太想再登上机车了,也就在我面前老实了下来。
第二天,我招呼他上机车,又跳下来把他从油漆板凳上扶起,帮着他登上了驾驶室。
我们于是向前动身了。我让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坐在我那司机的位置上,将他的一只手搁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把着自动刹车器,然后我的双手又分别按在他的手上。我的手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他的手也随之而动。马尔采夫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听凭我指挥,那机器的运转、打在脸上的风和手上的感觉,让他很是享受。他干得十分投入,浑然忘了失明的痛苦,那张枯瘦的老脸上,露出了一抹微微的笑容,对他这个人来说,摸一摸机器,就是莫大的幸福。
返程路上,我们还是采取老办法:马尔采夫坐在司机的位置,我站旁边,弯着腰把手压在他的手上。如此操作,马尔采夫已相当熟练,只要我轻轻一按,他的双手就非常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意图。这位从前真资格的大师级司机,正在努力克服自身视力上的缺陷,用另一种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地干着活儿,证明着自己生命的价值。
到一些平缓的路段,我完全松开了马尔采夫,只是从副司机的角度瞧着前方。
我们已经快到托卢别耶夫站了;我们这一趟列车也即将顺利结束,并且准点无误。只是,在最后的一截路段上,我们前面亮起了黄色信号灯。我并没有开始提前减速,而是给足了蒸汽继续前行。马尔采夫坐得稳稳当当的,左手握着操纵杆;我望着自己的师傅,心中暗暗地期待起来……
“关汽!”马尔采夫对我说道。我没有说话,内心却激动万分。
只见马尔采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手伸向了调整阀,关掉了蒸汽。
“我看见了黄灯。”他说着,并把刹车手柄朝自己这边一拉。
“这恐怕,又只是你的想象吧,以为自己看见了这个世界!”我对马尔采夫说道。
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哭了起来。我走到他跟前,吻了他一下,鼓励他:
“把车开到底吧,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整个的世界,你现在都看得见了!”
我再没有出手帮忙,他将车开到了托卢别耶夫站。下班后,我同马尔采夫一道上他家里,从傍晚起,一直陪他坐了整整一宿。
我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下,就像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害怕他遭到我们这个美好而粗暴的世界里,那股突发的、恶狠狠的力量袭击时,没有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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