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似是而非的成见，重写生机活泼的文学。
★打破大众的固有印象，重新认识宋元以来的文学主流；展示中国古代文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追本溯源，讲说文学理论的变迁；新立文学史的框架，总结文学史的趋势。
★龚鹏程先生带您进行文学考古，拂去多年累积的尘土，还原文学真相；与您接席而坐，丕扬文学之贵重，带您走进李白、李商隐等文士的精神世界。
简单而令人不安的李白
一、谁在读诗？
诗歌的欣赏与研究，可以有很多方法与观点。当然，由不同的方法与观点，就会看出不同的结果。
以李白诗为例。曾经接受道箓、信仰道教且不断求仙炼丹的李白，倒了大霉，碰上了一大堆不信道教的研究者。结果这些人面对李白，不是说哪些诗可能是别人伪造的，就是说哪些诗只是表面上讲神仙，实则比兴讽喻，关怀现实。其实并非李白关心现实，而是这些解诗人太执着现实观点了。他们只晓得以一种政治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诗，所以才会把一些抒发或描写私人情怀与生活经验的诗歌、超越现世而探讨形上问题与价值的作品，都解释为忠君爱国、关心社会。诗歌有时只表达个人的私密经验，与社会、国族、公众事务无关。有时记录公共生活与时代经验，描述社会、批评时政民俗；又有时忘世、逃世、超世、离世，多悟道之语，表现了诗人对另一种世界与生活的追求。对于这些“不及世”“不当世”及“超世”的作品，我们应探讨其所表现之不同人生态度与美感境界，不宜只从单一角度去掌握。
正如“诗仙”之诗，既常寄情于神仙世界，自然就表现出飞扬飘逸的美感形态，潇洒出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诗圣”杜甫，则常关怀社会朝政，充满人间性，其美感也倾向于沉郁顿挫，深入人伦物理之中。超越性与社会性，颇为不同。若硬要以杜甫的标准来要求李白，或以李白的形态来批评杜甫，显然都不甚妥。
不幸，显而易见的道理，实践起来往往不易。整个李白诗的研究史，就犯了这个毛病，且也不只在研究李白时才如此。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界，社会观点与写实主义当道，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更反对不关心现实政治社会之艺术。
本文将指出这样讨论文学，将如古人研究李白般蛮横、偏激、不达事理，也将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说明诗人那种超越现实的眼光，才是文学创作真正的灵魂。故超越现世的文学，可能比关心现实的作品更为重要，更值得注意。
二、李白诗的诠释学史
李白诗的诠释学史，素来乏人问津。原因是李白诗本身并不晦涩，不像李商隐诗那样需要猜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它也是含有许多诠释问题的。同时，它又不像李商隐诗那样，有太多方向迥异的解释，或从爱情，或从政治，或从人生态度等各个角度形成了对辩，引人注意。李白诗的诠释者太一致了，他们多具有浓厚的政治社会倾向，所以也常从这一方面去把握李白，希望替李白画一幅比较像样的脸谱，证明李白不只是如王安石所说，只懂得酒、女人及任侠，更有大时代的关怀。因此他们运用想象，强言比兴寄托，牵合史事，以说其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关怀，而把李白诗解释得歪七扭八。如若仍然讲不通，那就干脆说它是伪作，辞气粗鄙，见解尘陋，不值得一读。因此李白诗的诠释问题，不是方向不同，而只是在具体指实李白诗与现实事件之关系上有些差异罢了。此外，则主要发生在李白与其诠释者之间的差别上。
信奉道教的李白，其内心世界显然并未被笺释李诗者所了解。对李白感怀生命、表达超越之追求的诗篇，注者均淡漠视之，甚或曲解成了现世讽喻。这种解释，其实早见于李阳冰所撰《草堂集序》。阳冰在这篇最早的李白论中便称赞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并惭愧自己无法好好绍述其志业：“论《关雎》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把李诗喻为《诗经》《春秋》，正是指其中藏有微言大义，可以使闻之者生出戒心。
其后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则具体地替李白的神仙道术思想辩饰：“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这是把道教信仰完全看成边缘性的无聊遣日行为，既非真与生命相关，更是现世关怀受挫后的自污活动。但他忘了早先魏颢《李翰林集序》已说过：“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李白信崇道教，本不在金阙放归之后，岂能以自污佯狂或自暴自弃来解释？
其后杜甫的地位逐渐崛起，宋人普遍认为李白诗在讽兴时事方面不如老杜。如《扪虱新话》说：“荆公编李、杜、韩、欧四家诗，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说：“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鹤林玉露》说：“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这些都是从关心时代的角度，贬李白而褒杜甫。
这是对李诗价值的质疑，也是对李白地位的挑战。面对杜甫，一位饮酒、任侠、游仙的李白，乃忧国忧民了起来。他的诗，不再是表达他个人放纵不羁的生命，而是努力地关切世道政局。如《韵语阳秋》即谓：“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君道曲》之篇；……虑父子之义不笃也，则有《东海勇妇》之篇；……虑兄弟之义不笃也，则有《上留田》之篇；……虑朋友之义不笃也，则有《箜篌谣》之篇；……虑夫妇之情不笃也，则有《双燕离》之篇。”他们不但认为李白的神仙向往并非本怀，更试图透过对每一首诗的具体解说来指实李白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这些解释，大体是扣住李白政治生涯的失败而说，一方面指出李白哪些诗表达了他自己在政治上失败的感慨，一方面说明李白虽遭放归，仍然忠君爱国，对当时政局时事也仍保持高度之关切。顺此思路，李白诗遂紧密地与时代政治联缀起来，立意仿佛皆为时为事而作了。例如《蜀道难》，便有人说此非仅咏蜀道而已，乃确实有政治上的讽刺寄托。然则所刺者何事？诗未明言，论者遂或猜是“以刺严武”，或猜是“为房、杜危之也”。又如《雪谗诗赠友人》那样的诗，“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并无专指。论者亦从李白的身世、政治遭遇上去猜想：“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太白曾发其奸乎？”（《容斋随笔》）
李白诗的笺注家，即出现于这么个时代。南宋杨齐贤最早注释《李翰林集》。元萧士赟删补杨注而成《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充分吸收了宋人这套解释观点和个别意见，建立了李白诗的诠释基调。后来明朝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虽订正杨、萧二注甚多，然这一诠释路向并未更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自宋朝以后，李杜地位已判高下，“谓仙不如圣，一在学行甚正，一在流离造次不忘君国”（齐召南《李太白集辑注序》）。替李白争地位的人，要不就是避此锋锷，专从艺术性及修辞方式上去讲李杜各擅胜场、各有佳处，要不就只能勉强说李白也与杜甫一样，学行甚正，每饭不忘君。
笺注家们即于此卖弄手段，钩稽史事，参合记传，潜心体味诗中隐曲幽微之处，面对其日月花鸟诸意象，辄觉其间或有比喻寄托存焉。此等风气，至明蔚为大观。
对此能提出反省，则须迟至清朝乾隆年间的王琦。王氏《李太白全集跋》说：“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后之文士，……以杜有‘诗史’之名，则择李集中忧时悯乱之辞，而捃摭史事以释之，曰此亦可称诗史；以杜有一饭未尝忘君之誉，则索李集中思君恋主之句，而极力表扬，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与杜初无少异。”
批判历来注家以忠君爱国、关怀时局解释李白之谬，从无如此深著明快者。王琦何以能跳脱旧有笺释传统的窠臼，而发现李白的精神面目并非如旧注所云呢？那是因为他对佛教、道教较有了解。
诗歌作品与诠释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互动关系。当“才兼仙佛”的李白碰到一群耳目心志只盘旋纡绕在君国社会之间的儒家信徒，他那一方面的心境便长期处在一封闭的领域中，笺注者皆不得其门而入。直到有一位能够倾听这套特殊语言的注家出现，太白之精神与前注之得失才逐渐显露。
文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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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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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
重写中国文学史 320
文学史大趋势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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