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邵燕祥先生
/林贤治
邵燕祥先生离世不觉两年了。
认识邵先生近三十年，在寥落的朋友中，他是我联系最多，感觉最为亲近的一位。邵先生一生追求真知与真理，少年时便倾向革命，即对黑暗的反抗。即使如顾准所说，“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邵先生始终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革命者。正当他青春做伴，放歌“到远方去”时，遭逢一场众所周知的打击。然而，他没有停顿，戴着“灰帽子”走向荆棘地。苦难和屈辱不曾摧毁他，反而将他磨炼成为一名“精神界之战士”。这是一名忧郁的战士。虽然，邵先生自比愤怒的蟋蟀、快乐的牛虻，在他激越的歌唱里，毕竟流露着灵魂深处的伤痛。或许，恰如邵先生说的，忧郁本身是一种力量，所以在他面对利维坦，历史的巨灵时，犹能分神于如我一样的后来者，倾注关怀的热情。
无论如何，这是可感念的。
1
中学时代，我迷上诗歌。那时，已经听说邵先生的名字了，就是找不到他的诗集。在学校图书馆，“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著作，全都成了禁书，被锁进几个大木柜里，可望而不可即。
直到“文革”后恢复文艺刊物，我才得见邵先生的诗，至今还记得， 读到那首呼唤高速公路的诗，当时是何等兴奋。那是有时代高度的诗，开阔的诗，乐观主义的诗。但不久，他的诗风便转向沉郁一路了。我刚到省城工作后不久，买到他的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很是喜欢。那是一个精装本，庄重而美丽。
一九八四年，邵先生在《文学评论》发文提倡“史诗”。我按捺不住，读后立即写信给他，表示不同意见。或许，其中提到的史诗与相关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太复杂，使他感到为难，未见作复，但想不到信被保存下来了，后来由他编入名为《旧信重温》的书中。收到赠书后，发现书中介绍作者时，称其为“诗人思想者”。明显的过甚其词，就当是邵先生的一种期许吧。
初识邵先生，是在一九九四年夏秋之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范希文先生组织的泰山笔会上。那时，邵先生似乎开始谢顶，但还是满头黑发，回想起来真不禁令人感叹人生的迅忽。邵先生江南人，中等身材，略显瘦弱。
印象中，他穿的是平底布鞋，衣着朴素，态度谦和。当他和青年朋友在一起时，总是有说有笑，融洽无间。参加笔会的多是散文作家，关于散文写作，会间常有交流，还有专场讨论。平日，我很少单独找邵先生交谈，大多在山行时随众一起聊天。一次到扇子崖，邵先生主动邀我合影，两人双手抓紧了背靠的一根粗大铁索，头上是险峰，脚下是万丈悬崖。大约他喜欢这背景，曾在书中使用过这张照片。拍完照，我们对站着谈了许久，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算是闲谈。
邵先生是健谈的，会场上却很少说话。和邵先生一同参加过几次笔会，每次都是如此。会上，讨论苏叶的散文，除了众女士，汪曾祺老先生说得最多，大家也乐于倾听他的意见。他赞扬了一通，接着说到缺点，主要是写得太“满”，意思是不够含蓄，少了余韵，还拿国画的“留白”做比喻。我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审美这事情不能划一，可以不满，但也不妨满，接着又拿了油画和国画做比较，支持自己的观点。说完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场内一下子沉寂下来。看了看邵先生，他只是微笑着，跟大家一样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