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的《大公报》读者
若问：报人是靠什么炼成的？
答曰：报人当然是靠报纸炼成的。
再问：报纸是怎样炼成报人的？
答曰：你可以去问问成功的报人：有哪个不是从读报入门的？
是的，没有哪个报人不是从读报入门，进而历练成为报人的。
孙犁先生同样是如此。
（一）
1982年2月，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报纸的故事》，真切地写到了他早年与天津《大公报》的不解之缘——
1935年的春季，我失业家居。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是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
《大公报》是在天津出版的一份全国性大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法租界，其创办人是英敛之。他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之名，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奠定了其作为华北地区大报的基础。但后继者没有延续下来，后被迫停刊。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股份公司，接办《大公报》。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敢于直言，指斥时弊，赢得了大众的欢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主张抗日，态度鲜明，连续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凡此种种，使其成为当时全国报界的“龙头老大”。
孙犁说：“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益世报》《庸报》，都是不学无术的失意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此时的孙犁，年方二十二岁。虽然失业在家，但他的眼光很高，志向很大，单从读报而言，即可看出其取法乎上，不肯降低自己的阅读品位。“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孙犁写道，“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上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有长江等人写的地方通讯，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孙犁对这份报纸的版面设置、风格特色，如数家珍，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读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够得上一名“铁粉”了。这一方面说明，读报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这份大报不仅仅是读者，还有更高的期待——“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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