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悦，媒体记者。多年从事海洋领域采访，参加过中国第29次南极考察、中国第7次北极考察，多次参加中国大洋科考、蛟龙号下潜，以及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等航次，工作足迹遍及全国沿海省市，以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北极。采写拍摄的新闻、摄影作品多次获得中国产经新闻奖。在中宣部、自然资源部等组织下，参加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大中学校、新闻战线、自然资源(海洋系统)进行宣讲，并常态化参与海洋科普进校园活动。

　　登顶南极“冰盖之巅”

　　南极，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遥远、冰冷、神秘。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冰雪世界，有一处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的地方——Dome A。Dome A又称冰穹A，位于南极内陆冰盖之巅，海拔4000多米。南极冰穹气温极低，是地球最干燥、最寒冷的地方。这些恶劣的环境及气候条件，使人类直到21世纪，才在冰穹A踏上第一个脚印——中国人的脚印。

　　进入单位后，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南极科考，而南极内陆考察又是其中更为艰苦而光荣的工作。2012年，我有幸跟随中国第29次南极考察队，远渡重洋，跋涉万里，到达了南极“冰盖之巅”，在中国南极昆仑站执行新闻报道任务。

　　南极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在昆仑站深冰芯钻探房的采访，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极寒。深冰芯钻探房是昆仑站区最艰苦的地方。当时，昆仑站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0摄氏度，而这里的温度比站区的平均温度还要低10至20摄氏度。在钻探槽中，我们用敏感温度计测量显示，气温已经降到零下49摄氏度，再加上高原缺氧的地理环境，大家在钻探槽里根本无法正常地呼吸。因此，深冰芯钻探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冷得受不了，就到室外零下30摄氏度的地方去暖和、暖和！”

　　队员在钻探槽里工作，吸进来的是逼人寒气，呼出来的气体在极低温的作用下，迅速凝华变成细小的颗粒弥散在狭小的空间中，使得钻探槽里能见度降得很低，即使面对面也看不清。有几次，我下到钻探槽里，仅仅几秒钟，全身就被冻得疼痛难忍，没过一会儿，眉毛和胡子上就挂满了冰碴，就连棉帽和衣服上也被冻起了一层白霜。

　　极寒风雪的考验、远离亲人的艰辛……只有亲历之人才能切身体会。50多天的南极内陆工作，156天的科考生活，让我品味了小说家茨威格笔下的“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我的所思、所感、所获全部凝聚在那些文稿、图片和视频之中。

　　北极生活多坎坷

　　2016年7月11日，我登上“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起航，开始为期78天、航程1万多海里的北极科考之旅。航渡生活是寂寞枯燥的。北极科考难以看到雄壮的冰山、憨态可掬的动物，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与天空、海水和望不到尽头的冰面为伴。偶尔有一只北极熊在冰面闪现，便能惊起我和同伴们的一片欢呼。

　　冰站作业是历次北极考察的重要任务。冰站作业期间，我每天背着相机和三脚架往返于“雪龙”号、冰站之间采访、摄像。进入北极圈后，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加上凛冽的寒风，吹到手上像刀割一般。由于拍照要经常调整相机旋钮，戴着厚重的羽绒手套十分不便。于是，我索性不戴手套，手冻僵了，就揣进袖子里暖一会儿，好些了后再继续拍照。

　　在冰站上，没有了一日三餐和正常作息的概念，相机也要随时在手。那时，我经常拿着手机，边采访边记下稿件提纲和细节，晚上回到船舱后，再串接成篇。虽然很辛苦，但是写稿时往往是一气呵成。究其原因，是因为深入一线，身临其境，掌握了更多来自实际的鲜活题材，如此才能捕捉住精彩的瞬间。

　　完成一天工作后，睡觉也并不容易。当时，北半球正值夏季，24小时的极昼，让我们难以有正常作息。虽然舱内配有遮光窗帘，但有时强烈的阳光还是会透过缝隙照亮整个房间。《天黑》成为船上最流行的歌曲，队员们经常哼唱着：“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只希望自己能睡个好觉。

　　北冰洋是北极熊的故乡，北极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气候变化使饥饿的北极熊越来越难觅食，冰站观测区域恰好是北极熊的“领地”。因此，冰站观测期间，为确保安全，考察队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防熊，探冰队、防熊队每天都是最早到达冰面，最晚撤到船上。

　　为了提防潜在威胁，船上的队员时刻保持警惕，并在驾驶台持续瞭望冰面，机组人员备机待命，随时起飞。有些画面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挂在眉毛上的雪、冻在防风面罩上的鼻涕、开裂的嘴唇上挂着的血迹。我问一名防熊队员，冰面上折射出的阳光这么刺眼，一动不动盯着，能受得了吗？他端着望远镜，头也没回地说：“这活儿交给咱，就是信任咱，那就得把活儿干好。”看着他熬得通红的眼睛，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信任，仿佛找到了北极之行的答案。此后，我每天采访之余，都会帮着一起瞭望、警戒……那一刻，我不仅是一名记者，更是一名考察队员。

　　78个日夜、1.3万海里同舟，选择北极，是因为能够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在同风雨、共患难的境况下，感受珍贵的友情，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随着“蛟龙”探深海

　　马里亚纳海沟，超过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是地球上的最深之地，被称为世界“第四极”。

　　2012年6月，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勇闯马里亚纳海沟，圆满完成7000米级海试。从此，中国进入了载人深潜新时代。随后，“蛟龙”号步入了为期5年的试验性应用阶段。2017年4月，在试验性应用航次收官之年，我登上了“向阳红09”船，随“蛟龙”号探访海底深渊。

　　大海是温柔的还是凶狠的？在科考队员心中，大海的浪花每天都在“变戏法”，“蛟龙”号每天都面临新的下潜挑战。那年风浪格外凶猛，就像坐在“过山车”上，剧烈的起伏使人头重脚轻。有一天，我在船舱里写东西，看着电脑屏幕就感到头晕恶心，每敲下几个字，都要起身走动一下，几百字的稿子竟然写了一个小时还没写完。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想躺下歇会儿，轰隆隆的发动机声让人难以入眠。不一会儿，我又被一阵颠簸摇醒，一阵头晕、恶心袭来。

　　“蛟龙”号是当之无愧的大国重器。它的诞生，凝聚了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它的每一次下潜，都是对潜航员极大的考验。就算有大风大浪，还有许多队员坚守在岗位上，驾驶台、预报室、厨房、实验室、轮机房……许多队员都是晕眩呕吐后，擦擦嘴，接着工作。在这种大风大浪经常袭扰的情况下，6名实习潜航员完成了独立主驾驶操作培训，成为真正的潜航员。这里没有豪言壮语，“习惯了”是我在聊天中听到最多的字眼。

　　我们常说记者要把身子俯下去，视角沉下去。在船上，队员们为了“蛟龙”号科考，有的无法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有的父母去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有的连续坚守载人深潜一线10年……短短一个多月，我同他们从素昧平生到无话不谈，话题从科考项目到日常生活。采访不需要正襟危坐，回答也不必有板有眼，闲聊、打闹、揶揄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稿子在唠家常中顺嘴“溜达”出来。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艰苦岁月中的载人深潜精神，看到了新一代“蛟龙”号潜航员用热血接续奉献，我看到了对祖国的赤诚，看到了青春应有的样子。如今，每当我稍有懈怠，那些人、那些场景就会浮现在眼前，心中会涌起强烈的责任感。

　　探得珠峰新“身高”

　　8848.86米——这是被誉为“地球之巅”的珠穆朗玛峰的最新测定高程。2020年12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向全世界正式宣布这一数字。

　　珠穆朗玛峰，板块“角斗”的产物，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然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给前往这片冰雪之地的人们带来了极大挑战。

　　2020年，我有幸参与2020珠峰高程测量活动报道。初到珠峰的第一晚，强劲的狂风裹挟着雪粒降临大本营，摧枯拉朽般横扫一切，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大家居住的帐篷，在风中不争气地战栗着。我的床位正好对着帐篷门口，能清晰地感觉到床在晃动。帐篷被狂风吹得吱嘎作响，让人实在难以入眠，漫漫长夜，大家在半梦半醒中度过。早晨醒来时，窗外依旧是狂风呼啸，碎雪横飞。大本营本已冰雪融尽的大地重又披上一层“银装”，道路冻结，连山脚下的小溪也被冰雪覆盖。一走出帐篷，我就感觉被风吹得睁不开眼，虽然戴着眼镜，但丝毫挡不住狂风的侵袭。雪粒像石子一样打在脸上，迎着风不一会儿，就感到呼吸不畅，鼻尖、手指逐渐失去了知觉。

　　一个月的时间，珠峰测量计划冲顶，又推迟，又计划，又推迟，三上三下，反反复复。5月6日，测量登山队第一次出征冲顶。行走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即使不工作，也如背负30公斤的重物。当时，我和同事背着录像设备全程直播跟拍，一直爬到山坳深处。直播结束后，我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儿，腿脚再也不听使唤。

　　珠峰测量故事不只在峰顶。5月27日，测量登山队员终于登顶。在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峰顶斜面上，竖立测量觇标，完成峰顶测量。同一时刻，山腰处6个交会点对峰顶觇标进行交会观测。

　　交会测量是一种经典测量法。本次测量队在珠峰设了6个交会点，通过三角高程交会测量，测出珠峰海拔高度数据。第一个点位于珠峰大本营，海拔约5200米，其余5个点位都在海拔5500米以上。在珠峰，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开始再往上，就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使用了，只能靠走。这些交会点的实际情况如何？我们把目光瞄准了在这里艰苦奋斗、为国测量的队员。

　　一次，我和同事奔向了中绒布冰川交会点，途经已经开化的绒布河、中绒布冰川，可谓“步步惊心”。在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所有补给、设备都是手提肩扛，衣服上的汗能结成块。途中，同事提醒我，“你怎么总是踢石头？”其实，我心里清楚，高原缺氧再加上体力透支，脑子里想着能迈过石头，可是脚已经跟不上思路了。这种环境下，说不难熬是假的。

　　珠峰生活虽然辛苦，却是难得的经历。亲历测量、登山、生活，让我对测量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直观的感受，不仅可以获得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抓取富有特征的生活细节，更让新闻报道有情感、有故事、有血有肉，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