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
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间砖木结构的小屋里。窗外，北风呼啸。
学校老师们在放学后都回到了各自在学校附近的家里。他们大多都是民办老师或者代理老师，工资极低，所以学生们放学后，他们还得回到自己的承包地里，靠侍弄庄稼获取一些收入添补家用。
这座处于高墚之上的学校，傲然独立，视野辽阔。可此刻，它正处于凛冽的西北风猛烈撕扯之下，简易的木质门窗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此刻，四野无人，天地昏暗，寒冷中的校园静得出奇。此刻，我努力地想要辨别出一些声音，却又害怕真的听到了什么，想象中的恐惧如影随形；我不敢离开小屋半步，在白炽灯光的鼓励下，我坐直了身体，闭目冥想，却又感觉到无数寒冷的射线穿透我的身体。
第二天，我把旧报纸裁成条条从里面贴在门窗的缝隙处，我仔细检查，小心张贴，哪里有缝贴哪里。窗户是双开门样式，门也要经常开关，贴上纸条就不能打开，这难不倒我——我在门窗开关的一侧贴纸，并让纸条伸出去一点，盖住缝隙，一层又一层，房屋已经密不透风，而门窗还能开关自如。终于大功告成，我关上门窗，向四周张望——嘿，俨然一座碉堡嘛！
取暖兼做饭用的蜂窝煤炉，不能长时间放在屋里，除了一日三餐在屋里做饭外，以及偶尔在屋里烤火取暖外，炉子得一直放在外面。时令已经是隆冬，庄稼都已颗粒归仓，天色又暗得早，所以一些路远的民办教师便选择住校。这下好了，校园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我也不会因为长夜漫漫，自己一个人独守几十间空屋而恐惧到噩梦连连。可是，放在屋外的蜂窝煤炉子却又让我睡不踏实，常常是一个晚上过去，要么燃烧的蜂窝煤被取走换掉，要么炉门被卸掉，我不得不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面对学校厨师嫌弃的目光，在他的嘟嘟囔囔声中，小心翼翼地在石炭炉子上重新燃烧新煤。
其实我根本不想自己开火做饭，无奈学校请来的这位大厨，做饭时狠命地放辣椒，还振振有词地说，是学校那个鳏寡的教师爱吃辣椒——让我每次吃饭时都要花费好半天的时间才能将它们一一挑出。后来，大厨干脆把干辣椒剁成末，让我没办法再“挑肥拣瘦”，于是，我彻底从学校大伙食分离出来，另起炉灶。
大厨瘦高个子，一张灰白的瘦脸总是阴沉着，只有在见到校长时才露出笑容，让人可以看见一点血色。我发现，不光这位厨师，学校那位鳏寡的老师也不喜欢我。只要人多的地方，只要鳏寡老师也在，他那双因打牌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经常一边斜着看向我，一边用手指指指点点，一边嘴里说着什么；有时候说着说着可能脾气上来了，直接招手让我过去，瞪着通红的眼睛死死盯住我，指出我不应该那样那样做，应该这样这样做，声音铿锵有力，脚下地动山摇。我的眼前一时唾沫星子横飞，雨雾弥漫一片。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学校建在高墚之上，十几个老师的吃水成了大问题，每天需要厨师起早下到坡底沟里的水井里去挑。来回五六里的山路，一下一上，厨师一挑就是一早上。我到学校没多久，校长就找我谈了好几次话：洗脸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用，能把毛巾打湿擦脸就行；洗脚水也不要乱倒，要集中起来倒在厕所里，回头还要用它浇地种菜呢。校长每次批评，我总是频频点头，连声说好，可关键时刻又忘得一干二净，每次把水打在脸盆里了，才想起来要节约用水。这招来了厨师的极大不满，愤愤然逢人便说我浪费，说他挑水如何如何辛苦，如何如何不容易。有老师看不惯了，说他道：人家家里用的是自来水（那时候的农村极少有用自来水的，十里八村就我们一家），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是爱干净的时候，你就体谅一下吧。其实，我也很体谅厨师的劳动，可每次自己觉得洗脸水已经打得很少了，却还是不能如厨师的意。
因为年轻气盛，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或者还因为什么已经记不起来的原因，总之，拿着中学教师资格证的我被分配到这所荒凉的小学教书。这件事的后果确实让我追悔莫及——我后悔不该当面和主管教育的领导辩解争吵。
我每周从家里带几个白萝卜和红萝卜，再带些苞谷糁和大米，或者挂面。早餐冲两个土鸡蛋；中午在炉子上煮红薯稀饭或者蒸一碗米饭，红薯和鸡蛋在农民家里买，有时候大米面条也在农民家里买。把白萝卜和红萝卜切丝儿或者切片儿，混合在一起炒一碟萝卜丝或者萝卜片，有时候也有白菜豆腐，农民做好豆腐后会挑到学校来卖；晚餐就着剩菜下面条。日子漫长而重复，时光静止到不动——我所有的努力仿佛都是为了这一日三餐。
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里只有同事，没有朋友，没有思想上的共鸣。除了给学生上课，除了早晚饭后在山路上各行走多半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人待在小屋，房门紧闭，与世隔绝。备课，读书，练字，静坐，我能做的仿佛只有这些——在孤独中静默，在静默中等待，在等待中积累，在积累中破茧。
清晨，我站在学校门前的高岭之上，目光越过莽莽群山，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朝霞穿透晨雾，大地五彩斑斓，世界温暖而宁静。山坡上，一簇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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