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声音
一
我不赞同顾彬先生“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说法。但是，我非常欣赏顾彬先生近期与李雪涛先生《对谈》中表达的一个观点。他说：“我认为：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位作家。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声音。所以我要问，中国有这样一个声音吗？……一九四九年以前好像有过，就是鲁迅。而这之后呢？还有吗？还需要吗？”（《万象》2010年第2期）
一个成熟的作家，绝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昧着良心随波逐流，为功利而写作，捞取政治资本；一味迎合某种需要，或把文学当作敲门砖，或醉心于低俗、媚俗、庸俗的市场效应而写作―这都不能称为成熟。成熟的作家面对时代，面对社会，面对芸芸众生，面对现实，必定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不为别人所左右。这种声音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声音。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国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状？英国有个名叫赫德的人在一八九五年就给中国这个“巨人”画了像。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蒙眬地睡着了！”鲁迅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时期，我们国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国家的状态如此，民族和国民的状态可想而知。鲁迅先生心痛地看着这样的国家、民族和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为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们叹息和呐喊。他的叹息和呐喊，便成为国家和中华民族面对现实应该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先是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结束了长达百年的被侮辱被奴役的时代，中国人的“虾形”脊梁终于挺直起来；后来的一些日子，我们忽略了被认为是马克思一生的第一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国家经济和社会面临很大困难；改革开放到今天40多年， 我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抖擞，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殷实富足，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顶天立地。然而，中国的崛起让国际上仇视中国的那些人非常不舒服，他们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用种种手段遏制中国；伴随着经济发展，国内一些问题也愈加凸显，例如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拉大、东西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下岗失业、就业难、高房价、潜规则等等，都可能成为阻碍发展的隐患。面对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和人，国家和民族需要什么声音呢？我们当代作家又发出了什么声音呢？
二
我不能说当代文学家和作家发出的声音都是怪音，也不能说都是杂音， 更不能说都是不和谐音，但整体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噪音。当代文学家和作家所形成的声音缺乏独特的音律，这是因为独特的音律依赖于独立的思考与立场， 而当代作家缺乏独立的文学立场和主张，“墙头草”多，具有摇摆性。今天追求某种时髦，明天模仿着践行某种主义，后天又想表现自我，再一天又可能彷徨观潮，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意志。诚如顾彬先生所说：“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作家可靠吗？中国出版社的书和版本可靠吗？（有人批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她就重新写了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否定了第一部，读者应该怎样相信丁玲的话。）”中国当代作家很少在作品中表现出个人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这便是与鲁迅先生的差距所在，即缺乏那种精神界之战士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他实在不能发出声音的时候，宁愿十年沉默。
反映战争历史的作品，童庆炳先生认为：“这些年的作品，《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和《亮剑》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合乎你的文学理想？我不能不说出我的真话，这几部作品不错，但很难称为优秀，更难称为伟大，因为这几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最多是苏联作品《夏伯阳》式的。”（《文艺报》2010年10月15日2版《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
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历史的作品，基本按照《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重复，其主题、人物、结构和文学价值几乎没有任何新意：不是阶级斗争，就是家族斗争；不是权力争斗，就是公私较量。
反映改革开放至今的作品，如顾彬先生所言：“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人类太多，民族太多，国家太多。国家是政治家的事情，不一定和作家有关。所以不少中国当代的作品在德国很难找到读者，因为作品的题目太大了。”大家不妨到网上搜一下，标题中带“国家”“天下”“人间”“大”等字眼的小说有多少。一部作品分量有多重，影响有多大，不在于标题有多大，而在于作品中人物有多新，文学意蕴有多深。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用的都是极普通的书名，但它们却都是划时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