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王蒙
我有许多次搬家的经历。
记得幼年时期曾经住在北京后海附近的大翔凤胡同，那是一个两进的院落，我们是租住的。我至今记得夏日去什刹海搭在水面上的店铺里吃肉末烧饼，喝荷叶粥，傍晚看着店工费劲地点燃煤气灯的情景。
后来家境每况愈下。我们住不起两进的院落了，便搬到北京西四北南魏儿胡同14号，住里院，外院住的是另一家。里院有一架藤萝，初夏开起红紫白相间的花朵。花朵很好看、很香，如脂如玉，藤萝架也很美。藤萝花还可以吃，把花洗净了，用白糖腌起来，然后做蒸饼的甜馅儿，好吃。
藤萝角长得很大。小时候我爱想的一个问题是：藤萝角有什么用？没有人能告诉我藤萝角的用途。我幼年时曾经有志于研究藤萝角的用途。我认定，像一柄柄匕首一样垂在藤萝架下的藤萝角，一定是有用的，关键是还没有人把它们的用场研究出来，而我，应该完成这个使命。
后来，我把这份使命感丢了，忘了。如果写检讨，说不定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选择失误。好好地研究一下藤萝角的用途，应该还是有用的。我也会因而多做出点实事来。
后来我们在西城报子胡同的一个地方住过，当年似乎是甲3号。那是人家房东的大院子后院的几问厢房。房无奇处，但后院似有几分“后花园”的意思：有假山，有几簇竹子，假山与竹子都破败了，年久失修，无人照管。可能是因为社会不安定，政局不安定，谁还有心管什么竹子、山石？但我似乎看到过小猫在山石上爬上爬下。我和几个小学同学也利用这地形玩过亘古长青的打仗游戏。晚上，我欣赏过窗户纸上映出的竹叶的阴影。我那个时候又有志于画国画，还买过《芥子园画谱》。后来又忘了学画，这又是一件该叹息的事了。
我还住过受壁胡同18号、小绒线胡同27号，等等。
1963年年底，我来了一次大搬家，搬到新疆。一到乌鲁木齐，我就被接到了文联家属院。天寒地冻，冰封雪掩，从外面看房子一片土黄，黄土墙、黄泥顶子，更像乡下的房子。进屋以后还不错，刷得白净，烧(火墙)得暖和，只有窗玻璃上结满了不知比玻璃本身厚几倍的冰花，使窗户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水晶体的半透明状。隔着这样的窗户望出去，一切都看得见，一切又是变形与错位的，好一扇富有现代感的窗子！为什么房里生着温暖的火灶、火墙，但窗上的冰花都不融化呢？主要是因为窗外太冷了，零下20多摄氏度。我这才明白因纽特人用冰造房子，而房内温暖如春的道理。这是我第一遭住单位的家属院。
不久，我搬到妻子所在的乌鲁木齐的一所中学里，为了她上班更方便，也因为那边是三间房。一家占三间房，这简直阔绰得不可思议。搬进去我们才发现了缺点，原来那房的地面是土地，没有地板，不是水泥地，也没有铺砖。土地起土，卧室的地还发出一股强烈的尿臊味，此前住这房子的人家一定有小孩子就地小便。我始终觉得值得一忆一笑一叹的是，我们决定搬家的时候，竞还不懂得需要看一看新居的地面是什么样的，竞不懂得地面状况是挑选房子的标准之一。我们曾经多么天真呀！人总能够自我安慰的，想到幼稚天真就想到了纯洁可爱，对自己曾经的傻瓜行为依依不舍。那时候，我们已是而立之龄了呢。
1965年，我去了伊犁，先住在一间办公室里，顶棚和地面都镶着木板，只是木板已经破旧，漆面已经剥离脱落，走这种破地板比走土地还容易崴脚。3个月后，我搬入新落成的教工宿舍。由于房子入冬才建好，潮气大，一点火，屋里就水汽氤氲，谷草味很浓。又由于麦子打得不干净，麦秸里混着麦粒，和成泥抹在墙上，一升温，麦子便纷纷发芽，墙上居然长出一根根绿麦苗。当然，它们长不成小麦，虽然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农民朋友称之为“我的试验田”。这些经历我写在一篇小说里了，也算是文学效应吧。
我在伊宁市搬过多次家。每次搬家都是用俄式的四轮马车，大体上两车搬完，一车拉家具、行李，一车拉煤、柴、破烂。那时的家当确实很少，符合“轻装前进”的原则。
再以后，我又从伊犁搬到乌鲁木齐。为修房子，我又临时搬到充满药品气味的化学实验室。“化学屋”的好处是夏天不进蚊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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