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想中大（增订版）》：
文章的意思没错，可就是显得有点“虚”。那是因为，我随饶先生读书虽两年有半，但那时年轻，总以为来日方长，每次谈话都直奔主题，对导师的阅历及心境不太关注。
关于饶先生的怀念文章，除了原中大中文系系主任吴宏聪的《心香一瓣聊寄哀思——悼念饶鸿竞同志》（《鲁迅世界》2000年第1期），再就是曾任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的张竞的《悼念饶鸿竞和李伟江两教授》（《鲁迅世界》2001年第1期）。吴、张二位前辈与饶先生关系密切，且都是“鲁学”方面的同道，有过不少精诚合作。为何不见学生辈的追忆文章？这就说到饶先生的坎坷经历——虽一辈子都在中大工作，可辗转多个工作岗位，难得有真正的传人。
1946年，中山大学因抗战胜利从梅县迁回广州石牌。那年，从西南联大转来的助教吴宏聪，与此前一年中大毕业留校的饶鸿竞相遇，因都是梅县客家人（吴出蕉岭而饶属兴宁），性情颇为相投。此后半个世纪，二人多次同事，在工作中互相支持。故吴文除了情真意切，更提供不少难得的传记资料。如1952年院系调整，时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饶鸿竞如何“才思敏捷，出笔奇快”，且因“他分内的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深得许崇清校长、冯乃超副校长的信任和赞赏”；“1959年调任中大学报主编，在主客观条件都相当艰难条件下，坚持双百方针，为中大守护着这块学术净土”。1973年饶先生转中文系任教，1982年调任中大图书馆副馆长；调走前夕，与吴宏聪、陈则光联合招收硕士研究生——我就是那个时候入门的。正因“主战场”是校部机关或图书馆，在中文系教书时间不长，饶先生真正的学生很少，这也是其身后寂寞的重要原因。
吴先生在悼念文章中称：“他是广东最早一批有志于‘鲁学’研究的学者，他在中文系参加了注释《而已集》和编辑《创造社资料汇编》的工作，这两项都是国家科研重点项目，工作量很大，特别是注释《而已集》，要求很高。”饶先生工作很投入，与同为注释组成员的陈则光、李伟江等，将“1927年前后广州出版的报刊全部翻阅一遍，发现不少与《而已集》有关的资料，最值得重视的当然是《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佚文的发现了”。吴文提及，“鸿竞同志参加了注释《而已集》的全过程，殚精竭虑，力求完美，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必须加注——那是个全国性项目，中大没有独立署名权，具体谁在做以及怎么做，我们只能在同时代人的追忆文章中看到。好在中大中文系借此机缘，编纂了《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那是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该资料集共285页，第一部分选辑鲁迅在广州的部分著述，第二部分介绍1926-1927年间中共在广州出版的与鲁迅密切相关的四种刊物，第三部分则是当时跟鲁迅有过接触的人的回忆文章，最后附录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著译编目。全书以保留史料为旨趣，所有“编者注”都非常克制，拒绝进一步发挥，表面上偷懒，实则避免了时代阴霾，使其时过境迁仍值得参考。
张竞的追忆文章中有一段话，可作为吴文的补充：“谈到鲁迅著作《而已集》注释工作，是1975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宏聪教授领导主持下，有陈则光、饶鸿竞、金钦俊、李伟江等学者参加……在我印象中饶鸿竞教授似乎做了更多的具体工作。……据初步统计，1975年和1976年的《而已集》注释本初稿，共有注释条目571条（占75页，每页896字）共66800字。正式定稿的诠释条目260条，共约49280字。删去311条条目，近约2万字。《而已集》的新注释本内容丰富，更具科学性。鲁迅著作的注释文字是集体研究成果，一律不署参加注释工作者的名字。谨此叙述历史，记录饶鸿竞、李伟江的芳名，以示纪念。”这种时代转弯处的漩涡与褶皱，若非当事人或同时代人详加说明，后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张文另一段话，更是让我浮想联翩：“1975年注释时，共有注释条目14条，其中有一节内容颇为值得深入研究：‘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在讨论这条注释时陈则光教授说，为了这节文字的注释，中文系曾向全国各地发出征求意见，均未得到确切的解释。”记得1984年初夏，我来燕园参加博士生面试，王瑶先生亲自主持，试题中就有如何理解鲁迅先生上述那段话。王先生肯定也收到过中大注释组的征求意见信，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故意出此难题，以试探我的学术视野。既然是中大老师们关切的难题，耳濡目染，多少有所体悟，据说这道题我答得不错，王先生很满意。
“文革”后期各大学分工合作，注释鲁迅著作，最终成果凝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一开始是上头布置的政治任务，须坚决执行，论述立场自然深受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参加者崇敬鲁迅，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认真考辨，无征不信，发掘了不少新资料，可以说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随着时代急遽转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此全集注释暴露出很多纰漏与缺憾，亟须重新修订，那是后话。可以这么说，“文革”后期注释的《鲁迅全集》，对扭转浮夸学风，提振学术兴趣，形成求实共识，锻炼学术队伍，起了关键性作用。正因其用一种特殊形式保留了斯文一脉，“文革”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迅速崛起，参与思想解放大潮，一时间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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