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上的伤疤
一、村小学
1972年秋，我在村小学上一年级。我们村子在陕南商洛山区的一个半山腰上，大家都叫它郭家沟，其实我们郑氏才是大家族。我们村一共住着37户人家，学生全部来自本村，小学一到三年级在村小学同一个学堂上课，四、五年级时再转升到大队小学。
在村里，我们郑姓是大户，祖上经历六代，原是一家人，付姓有五户，另外两家是新户，四个姓氏均有联姻。
老师是我们郑家的一个堂哥，小名叫老虎。听说老虎的爹很厉害，一心供养儿子上学，把老虎读到小学毕业，把他弟弟供到中学毕业，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人，两个人各自在村小学和大队小学当老师。
村小学在村子的最西头，与村委会相连。村委会是村民学习、开大会的地方，房子兼做村里的保管和库房。台阶下是一个比较大的场地，平时是小学的操场，麦收时节就成了打麦场。
学生由同一个老师教，在同一间教室，同一班级上课。一年级学习汉语拼音，学习“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高年级齐声朗诵的《小马过河》。那时，我脑海中浮现出涨水的河以及小马、老马的身影，和风轻盈，秋色迷人，我把自己想象成小马，高年级同学是老马，小马跟着老马学。
二、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入住村里，帮扶修建大寨梯田。知识分子有两人来自大山外，上面选派，都叫工作组，两个人分别任正、副组长。一起来的知识青年有很多，来自我们县不同的乡，我表姐就是其中之一。
每天早晨上学与上工同步，广播一响，社员上工、学生上学。广播播放的内容固定不变，早新闻首先是歌曲《东方红》，接着播报新闻，最后是京剧《红灯记》：“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完歌，大家起身上工。学生只在上午上课，下午帮家里千家务，挑水、喂牛、打柴、拔猪草，有时候，跟着老师参加集体劳动。
村主任领着大家学习、开会、干农活，是大家最信任的人，也是村里最权威、最能协调矛盾的人，村里的事全由他张罗，驻村工作组的事都要事先与村主任商量。每天喇叭响完，村主任便扯着嗓子喊“上工了”，并点着狗娃、水娃、长命、栓子、榜柱等小名，带头上工；到了地头，村主任第一个带头开镰动锄，并吆喝“开工了”：工间歇息，村主任拉长声音喊“歌火①了”，找个好一点的地方一起歌火；看看天色，看看活计，看看人力，估摸于得差不多了，村主任稳稳地喊道“放工了”。大家最高兴听“放工了”三个字，女人急着回家做饭、洗衣服、带孩子，男人们急着干自己家的私活——磨面、打柴、挑水、种自留地。
工作组的两个领导，在村里吃派饭，跟村里每家每户都熟悉。白天上工，晚上开会。
小学生课余活动多，不仅要学习文化，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植树造林，参与大人们的大会战。村里召开社员大会，经常请村里的老党员忆苦思甜，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学生也有这样的政治课，叫“老党员讲故事”，接受再教育，做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三、八月十五吃月饼
八月十五到了，小孩们盼着过节，因为节日才有好吃的。我娘烙了月饼，蘸着色素在小馍馍上印出植物花，我们叫花馍娃，敬祖先，敬月亮，上完供桌，娘给我们一人分三个。我舍不得吃，将分给自已的花馍娃藏起来。哪儿最安全，姐姐妹妹找不着呢？藏到灶台的大筒子锅后。
第二天早晨，广播响完了，同学高声喊叫我的名字，说“上学了”！学校人多热闹，充满诱惑，令人神往，背着书包，闻着书香，听着歌声、读书声，巴不得天天上学去。我一边答应，一边让同学等着我，一溜小跑，冲到灶台，找我的好吃的。不巧，被柴树枝子绊倒，额头磕在灶门的树墩子棱上，一下子见了骨头，血流不止。
我娘听见了我的哭声，赶紧救治，抹点锅底灰，说是能止血，止住血，让伤疤自己长好。小男孩，摔一跤，长得高，不磕不碰长不大。
四、集体劳动
学生要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国庆节后的一天，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学校的试验田种苞谷，大同学挖窝子，小同学丈量株距行距找位置。我听老师的话，依葫芦画瓢，见样学样，动作麻利，用两个交叉的小棍子量距离。一个又高又大的女同学，一不小心，一锄打在了我的额头上，顿时血肉模糊，皮开肉绽。我疼痛难忍，不知有多严重，厉声啼哭壮胆。同学说，是给集体劳动，不能说疼，我止住哭，学习英雄人物，轻伤不下火线。
山上山下，一声喊叫，便有人应。叫来我娘，带着我去看先生。娘背着我出大山走了十里地，医生给我伤口塞了药棉，止住血，用纱布包扎好，我便跟着娘回了家。娘说：“疼不？”我说：“不疼。”娘说：“背你走？”我说：“自己能走，别让娘累着。”我心里想，集体劳动是光荣的，集体劳动不能喊疼。路上，我给娘讲，老师让我们学习英雄刘胡兰，这点疼算得了什么。
那一年年底，评“三好学生”。评选结果下来了，刚开始没有我。我娘去找老师，说：“老虎，你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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