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和几位西大学人
西大校史人物中，有多位在早期曾和革命先驱李大钊过从甚密，交情匪浅。
头一位是罗章龙。他和李大钊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同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毛泽东是受罗章龙的影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就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罗章龙是核心成员。共产党成立后，罗章龙担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初开辟革命新天地的先锋人物。李大钊牺牲得早，罗章龙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出党，转入教育界，在西大任教将近10年。
后来做过西大校长的杨钟健，早年在北大地质系上学期间，曾追随李大钊参与革命活动。他组织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主编《秦劫痛话》，创办《共进》半月刊，组建共进社。他亲身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参加了痛打章贼、火烧曹宅的斗争，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杨钟健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北大毕业后，杨钟健选择赴德留学，此后走上治学道路。
还有一位卿汝楫，也是李大钊的追随者，差一点与李大钊一起被捕牺牲。1927年4月6日，张作霖违背国际惯例，派军警闯入苏联驻华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多人，卿汝楫此前也和李大钊在一起，因他先已离去而幸免于难。李大钊遇害后，满腔悲愤的卿汝楫拟行刺张作霖未果。事过多年，卿汝楫来到西大，于1941年至1944年任历史系教授。
侯外庐早年经他的山西老乡、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介绍结识李大钊，受其影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李大钊支持下创办进步刊物《下层》（被当局查禁）。当时能够读到的马克思著作译本极少，侯外庐打算自己动手翻译，得到李大钊的热情鼓励。李大钊遇害后，侯外庐也上了黑名单，被迫前往法国避难。侯外庐曾经深情地说：“与大钊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他在法国加紧翻译《资本论》，就是为了祭奠英灵，“以酬他对我的蒙师之教”。侯外庐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西大校长期间大兴马克思主义新学风，寻根溯源，乃是先烈李大钊播下的思想火种。
许兴凯，笔名“老太婆”，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思潮吸引，曾与李大钊多有接触，自称与李大钊的关系是“半师生半朋友”。经李大钊介绍，他做过北京《晨报》记者，参与过《新青年》杂志的具体事务，还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短期工作过。他在自传中坦承，李大钊遇害后，“本人因胆小，退出实际政治运动，而走专门教书著作之路’。许兴凯于1938年来西北联大任历史系教授，学校重组改名西大后，他留在西大，直到1952年病故。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他早年有过与李大钊交往的“红色”历史，曾得意一时，自称“三十年的老马列”，宣称“我的时代来了”。
这几位，早期都和李大钊有缘，后来又都和西大有缘。不由人要感叹一声：缘分啊！与李大钊结缘，是思想上的启蒙、理论上的靠拢、信仰上的皈依。与西大结缘，是转入另一战场，在施教过程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侯外庐在西大，正当新的历史时期，又身为一校之长，自然是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宣扬“主义”了。有这么多新思潮的弄潮儿先后来西大任职任教，是西大之幸、西大学子之幸。
还有一事，与李大钊相关，值得一提。李大钊遇害后，刚从西大结业被组织派到兰州工作的王孝锡，当即发起举行了公开的追悼大会，并主编了一期《追悼北京死难烈士专号》，其中刊有他自己写的一首悼诗：“霹雳一声，／在阴霾沉沉、妖气弥漫的北京，／现出霞光万道——／主义的鲜花，／烈士的血星，／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发抖中。／——你们是为党，／为国，／为全人类解放而牺牲。／这是何等光荣！／后死者的我们，恨不能列入诸君之林，／与贼拼命。／——前进！奋斗！杀贼！／才能完成你们未竟之功，／慰你们在天之灵！”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一年多后，王孝锡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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