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图画本
我曾在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就读，住校6年。当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手机。课余做的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画画。拿铅笔在纸上涂涂抹抹，画小人儿，于是留下了13岁的画作《幼儿园里朋友多》《小学的记忆画》。大人们喜欢问，你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作家，当画家。
对绘画的热爱源于孩童时代。从小学到中学，只要中国美术馆有画展，我就背着一个画夹去临摹。初中放暑假，在家门口，坐在小板凳上给邻居的孩子们画像，住宅区的小朋友居然排着队让我画，画完就送给他们，这或许算最初的写生吧，可惜一张也没有留下。记得我当时延误了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班的考试，拿着自己的画作去，老师居然破格录取了我。当时上课是画小模特，一个大眼睛小男孩端坐在那儿，眼睛一眨也不眨。课下作业就是画同学，画自家的弟妹。
初中，我考上重点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有定量限制，学生们吃不饱没精神上课，下午学校经常不安排课程，让学生们降低体能消耗。有了大把的时间，西单那条街上的首都电影院，门槛都快让我们踏破了；再有闲时，我就宅在家里画画。我买了一个图画本，50多年过去，搬了无数次家，这个图画本居然完好地保存着，像是珍藏着我的一份沉甸甸的梦想。
今天，让我来晒晒这个50多年前的图画本吧。
画同学，画老师，画演出之前的排练，画邻家小妹，画农村的孩子，画《大众电影》上的外国演员；画自己的生活：跳皮筋、做好事、读报纸……对我来说，绘画是最美好的时光。到了初三，功课忙了，绘画的时间也被挤压了。初中毕业时，美术老师动员我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家长不同意，班主任也不同意，说你功课那么好，完全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我自己也不坚定，心中已开始燃烧起当记者的小火苗，于是，当画家的梦想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了。几十年后，报社的同事开玩笑说：“《人民日报》多了一个作家，中国画坛少了一位画家！”
虽然画家梦被“扼杀”了，但是对绘画从骨子里的热爱，却贯穿了我40多年新闻生涯的始终。
参加工作后，虽然远离了绘画，生活被采访和写作填充着。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只要北京有新的美术展览，我就会第一时间去看。主要是中国美术馆，另外就是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当时坐落在王府井的一条小胡同里，斜对面是协和医院西门，应该是东城校尉胡同5号，人称帅府园，门脸儿不大。80年代初，陈丹青轰动艺术界的“西藏组画”展就是在那里举办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每看一次画展，就会在心中荡起一波涟漪，激活我写作的灵感。80年代初，我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采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灵魂的微笑》，主人公便是中国著名女国画家周思聪。我喜欢她的画，也喜欢她的人，到她创作室观摩，也去她家拜访。我的那篇作品发表在上海《文汇月刊》，那期的封面就是周思聪。 90年代，我曾为农民画家缪惠新、残疾青年画家张林海“画像”，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新世纪我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陆续发表了关于画家的通讯，分别是石画家杨中有，油画家艾轩，油画家赵以雄、耿玉琨夫妇，也采访了一些美术馆和艺术群落，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朱铭画家美术馆、北京的宋庄画家村……印象最深的是采访艾轩，他是我崇拜的中国写实画派的领军人物，我为他写了专访：《西藏——他灵魂的寄存地》。
没有谁布置，这些选题却那么自然而然地一个个跳入我的脑海。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开始拿起画笔，从大型装置性油画《汶川地震儿童档案》到“留守儿童系列”，从《红军幼儿园的孩子们》到成长中的青少年，一发而不可收。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在即将进入晚年时梦圆绘画。
一幅幅油画创作出来，让我有了一种新的成就感，让我相信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一切皆有可能。2009年我到宋庄学了8个月的风景画，以临摹大师的绘画作品为主，之后就在家创作人物画。应该承认，兴趣和迷恋是我坚持的动力。
掌握了明暗关系的对比和空间光影的处理技巧，由此产生了新的思想，获得了一种新鲜的视角，也就是像艺术家一样看待事物，审视生命，欣赏生命，从而在绘画的过程中体验和丰富着自己的人生。
当自己也拿起画笔之后，对以前家中挂的画开始挑剔起来，地方不大，就挂自己的吧。当我把临摹的凡高、列维坦、费欣、塞尚、蒙克的画作及自己创作的《漂亮的裙子》《长发妹》“老照片系列”挂在墙上时，有一种满足感。
对油画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我将继续下去，并好好享受这一令我陶醉、令我着迷，也令我快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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