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林纾家书中，最早见到的是《与林珪书》（载《贞文先生年谱》卷一一九〇八年，收入《畏庐续集》《林琴南文集》，题为《示儿书》），仅存一通，可说是林纾现存的第一通家书。林珪生于一八七五年，三岁时林纾将他过继给亡弟之妻，并养育成才，官至大城县令。这通一九〇八年写的“居官法戒”，即林纾为时任大城县令的林珪而写。在这通家书中，林纾教导林珪要做一个好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是不是只要保持清廉，就可以称为好官呢？林纾认为：“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也就是说，清廉，仅仅是做官的一个条件，并非只要能廉洁就能称好官。在《析廉》（《畏庐文集》）一文中，林纾曾揭露过官场上的有些人打着清廉的幌子，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知子莫如父，在家书中他写道：“尔自瘠区，量移烦剧，凡贪墨狂谬之举，汝能自爱，余不汝忧。”老人最担心的是判案，在判案中，“患尔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临大事行以简易，处小事视犹弁髦，遗不经心之罅，结不留意之仇，此其尤小者也。有司为生死人之衙门，偶凭意气用事，至于沉冤莫雪，牵连破产者，往往而有，此不可不慎”。因此，勿自恃吏才、盛气凌人、意气用事是林纾在家书中告诫乃儿登堂判案的要旨。在这通家书中，林纾还从如何判案、如何用人、如何处理民诉、如何检尸、如何批阅经卷诸方面，向林珪示以法戒多条。判案是地方官吏主要的职务，案件判处的公正与否，当是考察官员业绩的重要方面。林纾正是从吏治的这一重要环节人手，来教导林珪怎么做一个好官。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出路，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步步高中，步人仕途，封官享禄，光祖耀宗，所谓“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林纾也不例外，十年寒窗苦读，三十一岁中举后，曾先后七次赴京城参加会试，求仕之心不可谓不切，可是时运不济，名落孙山，总以落榜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看清了清皇朝的腐败没落，悲愤不已，于是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偶然间与友人合作笔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不料一举成名，洛阳纸贵，使他找到了寄情译述同样可以获取名利之路的机缘，卖文为生，从此绝意仕途。他终身没有做过官，是一介布衣，一介教书匠，一介文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穷措大”。既然他从未做过官，为何又要写这通“居官法戒”？在家书中，他曾提及，“己亥客杭州陈吉士大令署中，见长官之督责吮吸僚属，弥复可笑，余宦情已扫地而尽”。这仅是一个例子，他博览古今小说，书中描写记述及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的官场丑恶均对他有所触动。礼部侍郎郭春榆，欲以“清廷破格求才俊，取备特科”，举荐他人试，他却向郭侍郎上了一封《不赴书》，不愿苟禄冒荣，宁以布衣终身。而他的长子林珪既然升任大城知县，当上了七品芝麻官，“职分虽小，然实亲民之官。方今新政未行，判鞫仍归县官。余故凛凛戒惧，敬以告汝”。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下了这通《居官法戒》。林珪也确实不负父望，能不恃吏才，平心判案。他微服私察，了解民情，调查研究，从易于忽略的细微处，探求案情的疑点端倪，果断破案。诚如林琮在《记伯兄宰大城三事》文后所论：“伯兄老于听讼，平反疑狱，弭治积盗之政甚伙，而皆以整暇敏捷出之，然而余独举是三事以为记者，则以其歼细易于忽，而伯兄独能于繁剧中烛及几微也。”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珪子宰大城，城中无兵，时旁邑为叛军焚掠且尽。一日，有百余贼临城，珪子出城问状，兵谬言奉械来卫。珪子知其谬，用羊酒米面犒之，慰以温言遣去，城得完”（《畏庐诗存》卷上）。这出由林珪在大城主演的“空城计”，林纾一点也不知情，后经媒体载文传遍京城，他才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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