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之安》：
西京搬家史
十年前的某个秋日，去省级机关房管部门交清了钱，领到西郊老机场新房的房产证后，我调侃了自己一句：“现在本人穷得只剩下裤衩了。”
流年如风，这已是我当西安居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五次搬家。
最早住在城墙圈里，东大街老陕西日报宿舍，两人一间，先后同舍的三位同事，成为古都赐给我的第一批朋友。后来结婚了，换到陕报西楼俗称筒子楼里的一间房，一家三口人均不到五平米。十几平方米不但住下了一家人，还大床小柜、书桌书架齐全。有次竟然在脚地上支起折叠方桌，请“笔耕”文学评论组的十来个人吃了一桌饭——当然，蒸炒煮烹是在走廊里完成的。记得杜鹏程、贾平凹、路遥、王愚等诸位“大鳄”，都屈尊赏光过我这方寸之地，寒舍于是响起鸿儒们的阔论。东大街那时算是我的前院，钟楼是我的门楼，每天傍晚携妇将雏散步一趟，固定的路线是：饭后徜徉东大街，走到钟楼往回转。
20世纪80年代初搬到了城墙外，在安东街陕西日报新址有了不到五十平米的一室半小居室，人均十三平米左右。麻雀虽小，厨房（阴台改造）、厕所、阳台俱全。单元楼每家每户的相对隔离，让出身于集体宿舍的我不大习惯，但那种关起门合家欢的亲密，那种在空间上有了家庭隐私的感觉，又给了我一个男人当家做主的自信。妻子和儿子一天四趟行走于城墙根，一个往东去西安交大上班，一个往西去西安高中上学。没有暖气，我围着被子、呵着手在冬季写完了《中国西部文学论》和《中国当代文坛百人》两部书。没有电视，孩子趴在邻家窗外看别人电视里的节目，是那样刺痛了我们作为父母的心，第二天便借了部分钱，咬牙买回来一台14时“牡丹牌”黑白电视机。在孩子满足的笑声中，当爸的心里泛起一絮淡云般的酸涩。
再后来，搬到了文艺路北口陕西文联宿舍楼，一户八十多平米的小三室，人均算是达到了二十多平米。有幸的是，开窗依然可见城墙，与碑林和董仲舒墓隔墙感应，离古城的城标一永宁门，即南门广场，也只一箭之地，文气和古趣是越发浓了。于是全家会议决定把南门广场收入彀中，定为家庭前院。散步路线改由沿护城河西行三百米，绕南门广场一周，打道回府。妻子在这时被评上教授，儿子在这时读完大学。但很快，一幢幢楼房南北夹峙，周边愈来愈金碧辉煌，小楼像误闯宫廷宴会的灰姑娘，灰头土脸，毫无光泽。只有下午四五点钟，对面楼上的玻璃窗才能将些许“二手阳光”反射到室内。无奈中，命名此屋为“谷斋”，署在这一时期所有文章之后。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我竟然被聘为文艺路整体改造工程的策划总顾问。小楼迟早要拆迁，能为老宅老友尽一份心，也算天遂人愿。
我曾经说，西京城墙是历史老人盖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方金印。几次搬家，一直不离城墙，是我的幸运。但十年前的这个秋日，终于不得不向它告别了。要搬过去的西郊，有一种空阔的荒凉，路正修着，生活必需品得在临时商店买。但这里属于新建的国家级高新区边界，高新技术产业正在疾速铺开。新家的“势”也挺大，不但面积翻番，还“高升”到二十多层，最惬意的是能在飞机跑道上散步。宽阔、笔直的跑道向天际展开，启动你奔跑、起飞的冲动。由城墙根到老机场，难道暗示着我和城市将同步现代转型吗？西郊的大变脸令人始料不及。在机器声的质感和动感中，公园取代了机场，绿荫碧波覆盖了混凝土。花朵似的人群和人群似的花朵掩映其中，生活随处暗香浮动。楼群四面八方涌出，以愈来愈姣好的姿容，在湖水中映照自己的倩影。两三年里，我们院子的楼群便已经显出寒碜，四周的美景逼得我不能不以公园为自己的院子，时时流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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