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奇幻，构思精巧。语言将现实中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科尔扎诺夫斯基以文字漫游、窥探现实中的裂缝，对被忽视的超薄边缘进行探索，带领读者展开一场又一场非凡的思想冒险，模糊了睡眠与清醒、真实与虚幻、生与死的界限。
黑色幽默，讽刺辛辣。本书由7个荒诞而黑暗的超现实故事组成，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沉闷以及存在的焦虑都是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写作对象，他的文字锐利，言语辛辣，展现了一个怪诞又合乎情理的超现实世界。
世界文学遗珠，“被划掉的大师”又一中文译作。科尔扎诺夫斯基是与卡夫卡、博尔赫斯、爱伦·坡、黑塞等人比肩的奇想大师，然而他的小说在中国国内却鲜为人知。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1年首次推出科尔扎诺夫斯基的中文译作《骷髅自传》《字母杀手俱乐部》，广受好评，再推新译作《未来记忆》。
读者与媒体力荐。《未来记忆》英文版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在亚马逊上的读者评价高达4.6分，在全球大的读者阅读和书籍推荐网站Goodreads上的评分为3.9，并得到《洛杉矶时报》《出版人周刊》《纽约时报书评》等多家知名媒体的推荐报道。
“谢谢您，”那位老人说，“您往哪边走？”
我记得这位老态龙钟的前评论家特别絮叨，而且总往右走，便鞠一躬：“左边。”
“我也是。”
原来他搬家了，没办法。我努力地不暴露自己的厌烦， 放慢脚步， 我们肩并肩， 沉重而缓慢地走着， 像跟着一辆灵车。你肯定认识这个烦人的古怪老头：嘴边挂着萎靡的灰白色胡子，有节奏地从里面抖落出一把一把的词语。曾几何时，他写过《批评性论考》《关于……几点补充》《对于…… 的另一种视角》，但他所评论的作家都早已死去，没有墓园再需要“几点补充”。
“谈谈今天人们对您读的那篇小文的看法， 它足够好啦……是的，小文。”前评论家沉思着，在雪地上拖着脚走， “我该把您描述为尼古拉·列斯科夫的文学传人，带着他的‘伪经化’倾向，或者爱伦·坡，他热爱怪异文学，或者这个、那个的文学传人……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如果想完全阐释您，就得关上书柜的门，只须说出一个名字。”
“即是？”
“索尔·斯瑞特。”
“什么？”
“我说的是索尔·斯瑞特。我看到了一丝微笑吗？那您可是比您的小文愉快多了。我难以说清，但它令我想起斯瑞特说过的，关于人们走在洒满阳光的一面的世界……”
我一把抓住老人的手，他夹在胳膊肘底下的那捆书掉落到雪地上，打断了那句引文。震惊之余，我呆愣地站着，而我的同伴一边咳嗽着抱怨，一边捡起散落的书。
“那么您也认识他，那个叫卖哲学体系的人？”
“是的。先是‘怎么’，接着是‘谁’，然后是‘您也’。人人都知道索尔·斯瑞特，但承认这点无甚助益。您说他在叫卖一个体系。哦，那意味着他确实拥有一个。”
我多少有点迷惑， 赶紧告诉前评论家我是怎样用一份浓汤换购一句箴言的。触发一位老人的记忆并不难。我们继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那捆散乱的书从一只胳膊移到另一只，又移回原来的胳膊。评论家所说的要点如下：
他们相识于大约九年前，在公共图书馆分发书籍的一张桌子旁。那时，我们看书时得戴着手套，呼出的冷气吹拂着书页。那些长桌不时被军人的呢军服、磨旧的呢绒和冻僵的脚的偶尔跺踏打断。穿着毛毡靴的图书管理员悄无声息地出入，消失在书堆间。借阅者不得不排队等待。越过前面人的肩膀瞟一眼，评论家注意到那人手指间耐心地夹着一张预约单，上面写着—姓名：索尔·斯瑞特，借阅书目：《关于重大失事船只水手再教育之描述……》。但随即图书管理员的毛毡靴从书堆间出现，预约单从一只手跳往另一只，评论家知道的就这些。他提醒我，他当时正在撰写《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几点补充》。他成就自己声誉的那把椅子旁边， 正是研究失事船只的那个学生。《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几点补充》本来已完成，只须一些润色，再加一个题词。他翻遍了好些大部头书籍，正在标题和正文之间添加文字， 突然听到：“划掉那个吧，它不怎么样。五十年来，那句话一直是所有人的座右铭，让这可怜的句子安息吧。我送您一行从来没人使用过的文字，把这句写下来。”
你可以想象，我们那位受人尊敬的前评论家是怎样瞪大眼睛注视这个不请自来的建议：他感谢这位同志的关心，但是越过别人肩头张望的同志一定也理解，一个人不可能在不了解作品的情况下对题词提出建议—
斯瑞特打断他说：“是的，我只读到你标题的开头：‘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但是您确定读者想知道的比这更多？ 况且我比您的读者多一个优势：我见过作者，他可谓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写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很明显，只可能有一种题词，您绝不能错过它。不过随您便。至于越过肩头张望，请见谅。我们扯平了。对吧？”
斯瑞特合上他的船难之书，起身离开。
这位前评论家认为没有必要回忆当时的情绪和动机，即在短暂的发怔之后， 他如何果断地决定追上正在离开的题词。当然，他得遵守礼节，不能太流露出好奇心。他会宽容地笑着说：“您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想象这位评论家必定这样做了， 以一种相当自然的方式。
他在前厅找到斯瑞特，后者正与脚上松开的布条搏斗。他从嘴里取出扣针，仍弯着腰，说：“如果我的题辞让您觉得粗野，那是因为它并非来自书架。它是我在火车上草草记下的恰斯图什卡。您的整个题目是什么，‘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几点补充’？好吧，这句怎么样？”
我将坐在一块石头上失声恸哭：
没有男人娶我，他们只会粗鲁地乱摸。
别好布条，斯瑞特站起身。“再说了，您那文雅的主题绝不会允许它的题词如此粗鲁。不是吗？”
前评论家一定是做了一个自嘲的表情，但他没有转身走开，礼貌迫使他表现出适当的大度，于是问道：“您从事什么工作？您的关注点是什么？”
斯瑞特的回答很简单：“你们。”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评论家。我还想提醒你，对我来说，一个评论家是如何提出批评的这个问题，不如另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来得重要，即一个评论家是如何溜入存在的。这位无票的乘客是用什么花招—”
“但是请允许—”
“我不允许任何‘但是’，对不起，因为这涉及文学评论家。”
老人只得耸耸肩，斯瑞特继续说：
“你的同行之一，最坦率的那位，我指的是亨内昆，难道他没有轻率地承认， 一部小说只能影响它所描写的人物吗？翻开他的《科学批判》，这本书贴切地阐释了标题。然而，一部小说讲述的却是角色的生活。如果有人能让一个角色进入生活而无须买票，也就是说，如果你给了他书柜的钥匙以及叩开存在之门的权利，那么，这个角色在逗留于我们之中时就会被迫—这一点毋庸置疑—献身于批评，而且只能是批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他是最关心自己命运的那一位，也因为他必须隐藏自己的非存在，此非存在—这一点你也会同意—往往比出身高贵更不方便。于是，一个比用来写作他的墨水更不真实的受造之物竟然从事自我批评，以尽一切可能证明，就该书而言，他并不在场—我从不在那里， 他说， 我， 乃一场艺术的失败。作者无法让读者相信我， 即那里面、那书里的一个形象，因为我既不是某个形象，也不在那本书里，确切地说， 我像你们所有人，亲爱的读者，我乃是在书柜门的这一侧， 在外面，在你们当中！而且我自己也写书，写真正的书，像一个真实的人。的确， 当某位评论家撰写一篇激烈的长篇大论时，他总是将‘我’换成‘我们’（‘正如我们在文中所写的’‘我们很高兴地宣布’）：这一切都极为自然，很好解释—一种缺乏身份意识的受造之物最好避免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无论怎样，各种角色充斥着书籍，就像我们，布满这颗星球的人类—要么是有神论者，要么是无神论者。明确点，我想说的是，”斯瑞特滔滔不绝（评论家插不上一个字），“并不是所有角色都变成了评论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都完蛋了）！不会的，能当评论家的人是那些否认作者存在的人—他们是书的无神论者。他们不想被某些创造者创造出来，于是就用他们唯一知道的方式‘报仇’—努力证明并非作者创造了角色，而是角色创造了作者。你会说我窃取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其实我并不否认评论家的博学， 我只否认他的存在。”
到这里，这位前评论家挺身而出为自己和同行说话，以显示他的一点存在感。他向我复述了他愤怒指责斯瑞特的每一个词。既然你只对后者感兴趣， 那我只提及他的一个论点：斯瑞特的理论……只在牺牲常识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后来我发现斯瑞特并没有违背常识， 尽管他眼里闪出奇异的光芒。为了平息前评论家的怒火，他解释道，角色当然无法在书外生存，然而一种类似角色的心理特征，一种自己的存在乃是编造的感觉，却是真实的，是被科学证实的事实。如果声名狼藉的学生丹尼洛夫准备谋杀时就能知道， 他犯罪的音乐剧本早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两年前就写好了， 也许他更愿意先干掉作家。然而，丹尼洛夫多半没读过《罪与罚》，评论家却是一个专业读者，他一直读、一直读，直到遇到他自己，那就是他事业起飞的时刻。重点如下：角色当然不会变成真人，但真人却常常进入角色，也就是说，他们才是人物虚构者的原材料。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列兹涅夫、巴扎罗夫以及皮伽佐夫［1］之所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是因为生活与其非常相似， 若非复制的话， 也是在证实他们。很自然，一个虚构之人给貌似非虚构的真实之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者在某本书中发现自己的映像，感到自己被取代、复制。他不能原谅这双重侮辱感：我，一个非虚构的真实之人，将在十年、二十年间进入坟墓，化为乌有， 而这个编造的、假冒的“几近我”却能一直活下去，而且仿佛这是世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不可饶恕的是，你突然意识到某些人、某些作家把你编造成一道算术题， 居然还解出了你，获得答案，而你为这答案已徒劳地奋斗了一辈子。甚至都不用与你相遇，他就能预言你的存在，并一路写入你甚至欲对自己隐瞒的最内在的想法。你必须驳斥作者，为自己讨个公道。即刻去做！所谓的反英雄们总是急急忙忙：这难道不是屠格涅夫主要被皮伽佐夫们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费迪申科们，而格里博耶多夫则被莫察林之流批判的原因？
这一番理论眼看得出了结论，前评论家却抛出一个问题以避开结论。
“抹杀评论家的存在，这难道不会导致对作家的过度美化，导致普通人的半神化？简单说来，究竟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将文化的创造者与消费者区分开来？”
斯瑞特悲哀而简短地答道：“诚实，唯有诚实。”
看到前评论家扬起眉毛，他只好以同样的悲哀解释道： “是的。你有没有想到过阳光的普照其实是一种赊账？它每天将光线借给我们每个人， 允许自己被数以百万的瞳孔摄入—它抱着与诚实的债务人打交道的希望。但实际上，地球上到处都是不掏钱的凝视者。人们只知道用拳头去攫取、投机、旁观、窥视， 他们以涂抹、文字、音调和数字大肆掠夺闪光、声音和光线的冲积矿藏，根本不想付账。无人敢直视太阳：这难道不是因为太阳的债务人的良心并不那么清白？当然， 回报一切直至最后的光辉， 这超出任何人的能力， 但尽己所能， 至少以铜报金， 做点什么以回报全部所得—这对于任何一个不想做自身存在之窃贼的人来说，都是无可辩驳的责任。所谓才华—不过是‘我’对‘非我’ 的基本诚信，即太阳账单的部分清还：画家以调色板上的颜料为事物的色彩付账，音乐家以和谐之声为柯蒂氏器接收的混沌声响付账，哲学家以他的世界观为世界付账。的确，τòτὰλαυτου 这个词的意思是‘平衡’。一种正确构建的才华， 即是在给予和回报之间保持均衡。这是一架永恒地起伏的天平，它称量什么来自外部，什么来自内部，衡量‘给我’和‘我’。这就是为什么才华，”斯瑞特继续折磨着前评论家， “不是一种特权或来自上天的礼物， 而是所有被太阳温暖、照耀的人的直接责任，唯有那些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不光彩的人——地球上充满这种人——才会逃避他们才华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