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插图
铁凝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阅读记忆里，小人书和带插图的小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比方六十年代看贺友直先生绘制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有一个中间人物名叫亭面糊的与人喝酒，画面上两人围一张破方桌，桌中央一碟下酒菜。那碟中的菜不过是贺友直先生随意画出的一些不规则的块状东西，却叫我觉得特别香，引起我格外强烈的食欲。这可笑的感觉一方面基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吃”的特别敏感，因而忽略了贺友直先生在连环画创作上的艺术造诣本身。但不管怎样，连环画《山乡巨变》已被我牢记在心了。又比如少年时读前苏联很多带插图的惊险小说，觉得正是那些画得很“帅”的插图帮了我和小说的忙，使我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对特务和“好人”有了如看电影般的直接认识，也使小说变得更加生动而有光彩。
我第一次读孙犁先生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是在二十岁以前。这部四万五千字的小说，在一九五九年被新成立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带彩色插图的单行本出版，且分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规格了。我读的是平装单行本，当时除了被孙犁先生的叙述所打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画家张德育为《铁木前传》所作的几幅插图。其中那幅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尤其让我难忘。
小满儿是《铁木前传》里的一个重要女性，我一直觉得她是孙犁先生笔下*富人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单用艳丽、风骚不能概括她，单用狡黠、虚荣不能概括她，单用热烈、纯真更不能概括她，因为她似乎是上述这种种形容词的混合体，而作家在表现她时也是用了十分复杂的混合情感。画中的小满儿，在深夜来到住在她家的干部屋里，倚坐在炕上毫不扭捏地让干部给她倒一碗水。深夜的男女单独相处，村人对她的种种传闻，使干部对她心生警惕。然而她落落大方地与干部闲聊，探讨怎样才能了解人的内心。这时她的眼光甚至是纯净的，没有挑逗的意味，虽然在这个晚上她美艳无比，头上那方印着牡丹花的手巾，那朵恰巧对在额前的牡丹花给整个的她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又孤傲的色彩，使人想到，在轻佻和随便的背后，这女人的情感深处也有着诸多的艰难和痛苦。在这插图的下方，有一行小说中的文字：“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至少现在，他就不能完全猜出这位女人的心情。”
张德育先生颇具深意地选择并刻画出孙犁先生赋予小满儿的一言难尽的深意，他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幅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我一向觉得，中国画和油画相比，后者在表现人物深度上显然远远优于前者。但张德育先生的插图，用着看似简单的中国笔墨，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着别样魅力的复杂性格，实在让人敬佩。中国至今无人超越张德育这几帧国画插图的高度，他自己也未能再作超越。
我那本带插图的《铁木前传》在几次搬家中丢失了，一次朋友相聚，我的同事、诗人刘小放听说我在寻找《铁木前传》插图，慨然将自己珍藏的精装本《铁木前传》“献”了出来借我为插图拍照。我把刘小放这本《铁木前传》带回家，除了再次重温孙犁和张德育的感人至深的艺术，也了解到一个喜爱他们的诗人的情感：这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稚嫩的钢笔小字：一九六二年购于黄骅。衬着这小字的，是他的一枚印章。翻开小说，随处可见在一些段落中，在一些他认为精彩的句子下边用铅笔画出的重点线。那时的刘小放尚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但这青年对文学的虔诚，在这本书里也略见一斑了。
前不久我终于和久未联系的张德育先生通了电话，他现居天津，因为和我父亲是多年的朋友，我称他张伯伯。从张德育伯伯那里我得知，《铁木前传》的插图原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文化浩劫中全部被毁掉了，他本人也为此吃了很多苦。提起这些往事，他有些黯然，当我把话题引向当年创作这些插图的情景，他才又兴奋起来。那是五十年代末，他刚从中央美院毕业，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一次读到《铁木前传》，立刻被打动，向领导提出要为这小说作插图，并专门到冀中乡村体验生活。虽然他也是出身乡村，在他心中，也存有小满儿这样的女孩子的形象的，可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到了有别于他山东老家的冀中平原。他还讲到，作品完成之后他去孙犁家听意见，孙犁兴奋地招呼老伴出来，然后他们两人一块儿问张德育：你是不是见过小满儿?
张德育没有见过小满儿，但孙犁夫妇的惊讶已经把他的成功告诉了他。我很少听见作家对插图画家的认可，我也深知画家能画出作家心中珍爱的人物的不易，但是张德育做到了，他画出了孙犁心中的小满儿，不凡的《铁木前传》因此具有了更加非凡的意义。
在今天，我们生活在媒体爆炸的时代，电视、网络和各种影像让人目不暇接。插图和小人书已经离我们远去。我怀念这些在今人看来经济效益低下，又是“费力不讨好”的绘画品种，不单是对童年的追忆，那些优秀的插图和小人书永远会有它们独立的价值，它们不是机器的制造，而是出自人心的琢磨和人手的劳动，因此散发着可嗅的人间气息，也真正有作者的血肉和他所塑造的形象的血肉饱满的混合。
孙犁的《铁木前传》和张德育的插图
刘运峰
在学术界，人们往往将十年浩劫作为孙犁创作的分水岭，前期的创作可以用自然、清新、质朴来概括，后期的创作可以用隽永、深沉、老到来形容，两者之间固然存在着一定的承接性，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如果问，孙犁前期*重要的一部作品是什么，*为经典的作品是什么，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分量的作品是什么，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他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
《铁木前传》是孙犁投入精力*多的一部小说。他平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部头*大的作品《风云初记》，从动笔到基本完成，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篇幅为二十七万字；而《铁木前传》只有四万五千字，其写作过程却超过了三年！
1949年1月15日，天津回到了人民手中，孙犁随解放大军来到《天津日报》，成了报社的一名编辑，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孙犁对城市生活是陌生的，他有许多不适应。尤其是进城之后的“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孙犁想起了过去的朋友，想到了童年时期的经历。晚年的孙犁，曾在一首《题照》诗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曾随家乡水，九曲入津门。海河风浪险，几度梦惊魂。故乡夜月明，天津昼夜昏。乌鹊避地走，不得故乡音。”他创作的源泉在农村，擅长的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和散文。“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1952年初冬，他向报社请了长假，来到了河北省安国县的农村。
安国，古称祁州，为药材集散之地，是北方有名的“药都”，也是孙犁的第二故乡。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考入高级小学，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那里的风土人情，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犁到安国的第一站是县城北部五十里的于村，之后又到了县城南部十二里的长仕村。在这两个村庄，孙犁遇到了他童年时期熟悉的老一代人，结识了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通过实地走访、观察，敏感的孙犁开始发现，经历过土改之后，人际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也给人们的生活、精神带来了影响。
大约半年之后，孙犁回到天津，他除了写作《风云初记》第三集之外，还根据下乡的所见所闻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散文，以“农村人物速写”为题，陆续发表在《天津日报》，这可以说是孙犁为写作《铁木前传》所做的前期准备。
1953年夏天，孙犁开始了《铁木前传》的写作。小说从童年时期对铁匠和木匠的印象写起，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变迁所引起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年轻的一代在面对新社会、新生活所做出的选择。尽管孙犁在创作上已趋于成熟，而且《村歌》《风云初记》的发表给孙犁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他的写作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这部小说却写得异常艰难，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身心。
关于《铁木前传》的创作，孙犁在致评论家阎纲的信中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正因为倾注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小说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用“纸的砧，心的锤”反复打造出来的。孙犁自己曾说，这部小说他是可以通篇背诵下来的。1956年的一个秋夜，孙犁校正了即将付印的清样，刚刚睡下，突然想起一个地方还需要修改一下，赶紧披衣起床，脚尖刚刚着地，忽然一阵晕眩，头部重重地磕在铁床架上，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妻子、孩子闻声赶来，赶紧把满脸是血的他送去医院，脸颊缝合了数针，所幸没有大碍。但从此之后，孙犁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笔，以致“十年废于疾病”。
尽管孙犁为写作《铁木前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发表却并不顺利。由于《风云初记》第三集的大部分发表于《新港》杂志，因此孙犁首先想到把这部新作交给《新港》，遗憾的是，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的两位年轻编辑对于孙犁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竟然做了退稿处理。随后，孙犁将《铁木前传》转给《人民文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秦兆阳一口气读完，击节赞赏，对孙犁作品的知音康濯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小满儿写得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路希卡还要美，果断决定在1956年第12期作为头条发表。方纪阅读之后，也认为是孙犁创作的*高峰。
《铁木前传》的发表，标志着孙犁创作风格的成熟，受到了文坛的瞩目和评论家的关注。小说并没有涉及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也没有描写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是写冀中农村的凡人琐事，正是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折射出了新旧交替的社会大背景。孙犁笔下的这些人物，有的倔强如铁匠傅老刚，有的精明如木匠黎老东，有的勤劳如九儿，有的懒散如六儿，有的张扬如小满儿，有的本分如四儿，但是，孙犁并没有给这些人物贴上标签，而是按照事物自然发展的脉络来塑造人物形象，这些人就如同在我们身边，真实而亲切。可以说，这是孙犁对鲁迅先生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当时日益兴盛的主题先行、概念化创作的一种无声的反叛。
这部《铁木前传》给孙犁带来了声誉，也带来了灾难。为了写作搞垮了身体暂且不论，由于小说中没有描写尖锐的阶级斗争，却对小满儿这个“落后”人物倾注了大量的笔墨甚至有些美化，因此在“文革”中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加之初版本的内容提要中还加了预告式的一句“作者还准备写作本书的续篇《铁木后传》”，于是，有人便到孙犁家中翻箱倒柜，寻找“铁木后传”的书稿，意在罗织新的罪名。1975年4月12日，孙犁在《铁木前传》的书衣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四万五千字小说，余既以写至末章，得大病。后十年，又以此书几至丧生。则此书于余，不祥甚矣。然近年又以此书不存，颇思得之。春节时，见到林呐同志，为致此意，昨日林以此交人带来，并附函喻之以久别之游子：‘当他突然返回家乡时，虽属满面灰尘，周身疮痍，也不会遭遇嫌弃的吧。’呜呼，书耳，无知之物，遭际于彼并无觉怨，而常以非常反响作者，而作者非谓无知也，世代多士，恋恋于此，亦可哀矣。”可见，孙犁对这部作品的复杂感情。
《铁木前传》的单行本于1957年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了四幅线描插图，可惜的是，这些插图没有注明作者。小说首印一万六千一百三十册，很快销售一空。
1959年7月，刚刚从天津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铁木前传》的新版本。这一版本与初版*明显的不同，是以四幅水粉画代替了原来的线描插图，其作者是张德育。
张德育（1931—2010），河南南阳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张德育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以人物画见长，此前，他已经为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画过插图，深受好评。张德育刚到出版社，因对运动不感兴趣，他便翻看出版社的样书，当读到《铁木前传》的时候，立即被吸引住，他一口气读完，觉得这样的好书一定要有好的插图，于是找到社长林呐，建议重新出版《铁木前传》，并主动请缨，要求下农村体验生活、收集形象，为小说画插图。出版社经过研究，同意了他的想法。张德育在冀中农村经过一个月的生活体验之后，回到单位专心致志地进行插图的绘制，尽管只有四幅，却用去了两个月的时间。
插图完成之后，很快审查通过，于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59年7月推出了新版的《铁木前传》，印数达一万九千一百册。“文革”之后又多次重印，依然保留了这四幅插图。
对于张德育的插图，孙犁非常满意。多年之后，张德育对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讲述了当时随林呐拜访孙犁的情景：
在多伦道大院那个带阳台的屋子里，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崇敬的作家，他不像想象中的作家那样威严，倒像是个农村的教师。他说话不像他用文字表达情感那样自如，但平易近人。孙犁先生见到我，便招呼老伴：“德育来了，画《铁木前传》的，你来看看。”你母亲从厨房走出来，笑着对我说：“你见过小满儿吧！”她是个很朴实的农村妇女，可说话挺有意思。我对她说：“大娘，您没想到吧？！我这个岁数不可能见过小满儿。我画的只是我心里的一种感情表达。”你母亲认定我见过原型，这也从一方面说明我画得的确像小满儿。我对你母亲说，不是我画得好，而是孙犁先生对现实生活挖掘得深刻，写得生动，文字表达又是那么优秀……我被感动了，被他带进了那个环境，与他笔下人物的情感融为了一体。
《铁木前传》的插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铁凝曾在《怀念插图》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读孙犁先生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是在二十岁以前……当时除了被孙犁先生的叙述所打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画家张德育为《铁木前传》所作的几幅插图。其中那幅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尤其让我难忘。”“画中的小满儿，在深夜来到住在她家的干部屋里，倚坐在炕上毫不扭捏地让干部给她倒一碗水。深夜的男女单独相处，村人对她的种种传闻，使干部对她心生警惕。然而她落落大方地与干部闲聊，探讨怎样才能了解人的内心。这时她的眼光甚至是纯净的，没有挑逗的意味，虽然在这个晚上她美艳无比，头上那方印着牡丹花的手巾，那朵恰巧对在额前的牡丹花给整个的她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又孤傲的色彩，使人想到，在轻佻和随便的背后，这女人情感深处也有着诸多的艰难和痛苦。”铁凝认为，“这幅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张德育先生的插图，用着看似单薄的材料，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着别样魅力的复杂性格，实在让人敬佩。中国至今无人超越张德育这几幅水粉插图的高度，他自己也未能再作超越。”
的确，由于连年不断的运动，由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工作，张德育未能尽展其才，实现艺术上的突破。但是，无论当时、现在，还是将来，张德育为《铁木前传》绘制的这四幅插图都无愧为经典之作。
2022年1月23日，南开园
前言 孙犁的《铁木前传》和张德育的插图刘运峰001
铁木前传001
附录
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孙犁t阎纲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