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本书对“鲁迅与抗战”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大众面前做了生动展示。书中精编了鲁迅先生与抗战主题有关的文章、活动宣言以及鲁迅去世后的纪念文章，是“战斗的檄文”的首次全面集成，为鲁迅研究与抗战研究打开了新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对鲁迅研究和抗战文学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推荐。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情，提出“鲁迅的抗战”，首先是因为鲁迅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代表整个民族的，他的看法是对民族的看法，其次是因为鲁迅生前即撰有很多与抗战有关的文章。对于抗战文学而言，鲁迅是核心作家，对于鲁迅的写作而言，抗战文学又是其写作中的重要一环，我们从中可见，鲁迅先生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对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战文艺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他没有亲身参与抗战，但他始终以他的文字回应着现实和时代，以笔为矛，深刻又力地参与了祖国的抗战事业。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也是鲁迅逝世85周年，刘加民编选《鲁迅的抗战——鲁迅先生抗战文选》，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前，刘加民发表的《鲁迅的抗战》一文，对“鲁迅与抗战”这一命题有深入分析，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本书编选了鲁迅与抗战有关的文章，具有史料价值，对鲁迅与抗战研究做进一步推进，这对鲁迅研究和抗战文学研究都有很大的贡献。
刘加民这本书选取“鲁迅与抗战”这一角度，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哗众取宠。这个角度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情。抗战不是一个人的抗战，是民族的抗战，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仁人志士，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人，都对抗战表达出自己的一腔热血，表达出自己正义的声音，鲁迅也是如此。之所以可以说“鲁迅的抗战”，是因为鲁迅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代表整个民族的，他的看法是对民族的看法。
鲁迅与日本的关系其实是很深的，他在日本留学七年，对日本的国民性很了解，对日本的文化、历史都有很深刻的体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鲁迅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1935年的时候，鲁迅讲：“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味药，还是不得不买的。”这时候，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恶行鲁迅不可能置若罔闻，不可能置身事外。但鲁迅在这个时候仍然讲出这个话，这说明鲁迅的立场是客观的。准确地讲，鲁迅这些话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了我们民族强大、不受别人欺负所说的。
社会上对鲁迅的这些言论有一种简单的误解，认为鲁迅几次出言肯定日本文化、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是在维护日本，是在美化日本，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对鲁迅的误读！他这段话不是在为日本人说话，而是为了自己的民族、站在爱国的立场说话，是在两国国民性的对比中，启示中国自己要强大起来。在他的视野中，从来都是将中华民族的发展放在首位的，之所以肯定日本国民性的长处，无非是为了促使中国国民性向好处发展。鲁迅对日本文化有再多的欣赏，对日本有再多的了解，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没有含糊过，在原则面前从来都没有退让过。
鲁迅的抗战体现了一种民族大义，一种良知，一种正义之声，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加民提到鲁迅灵柩上覆盖“民族魂”三个大字，鲁迅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他对民族最大的爱，体现在他为民族思考，为民族发声。
第二，鲁迅写了很多与抗战有关的文章。毛主席曾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1936年10月19日，鲁迅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逝世，此时距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鲁迅虽然没有经历过全面抗战时期，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鲁迅写作了很多关于“抗战”的文章，论述自己对于抗战的看法和理解，对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战文艺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鲁迅先生虽然没有亲身参与抗战，但他始终以他的文字参与祖国的抗战事业。
鲁迅认为文学上的战争是十分必要的。1930年3月2日中国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强调革命文学家必须贴近无产阶级，必须清楚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形，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为工农大众而写作。这篇演说成为左联的发展纲领，指导左联在此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重要的文化作用。
鲁迅作为一名中国人，他的爱国之心不亚于其他任何国人，作为一位左翼作家，他始终为左联纲领中阐释的理想不断奋斗着，领导了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1934年10月周扬发表《“国防文学”》一文，介绍了苏联的一个创作流派，即“国防文学”，试图在民族危亡之际将“国防文学”作为拯救中国的特殊武器，除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都应以“国防”为创作主题。对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鲁迅并不认同，对所谓的“国防文学”作品也不以为然。1936年6月1日，鲁迅、冯雪峰等商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此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热议与辩论。同年，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强调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左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右翼的“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可以在“抗日”的旗帜下共存，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
鲁迅参与抗战的另一种方式，是积极推介年轻作家的抗日作品。作为当时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鲁迅挖掘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如萧红萧军二人，就得益于鲁迅的大力提拔。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得以发表。鲁迅十分欣赏萧红的《生死场》，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他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对于抗战文学而言，鲁迅作为核心作家，是不得不谈的。谈及鲁迅，抗战文学作为他写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不得不谈的。因此，《鲁迅的抗战》既是对鲁迅的研究，也是对抗战文学的研究，刘加民从“鲁迅的抗战”切入，为鲁迅研究和抗战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角度。
刘加民是北师大毕业的文学硕士，也是我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他学习刻苦勤勉，为人正直坦诚，对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一种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思考。他这些年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做出了很多成就，在他的文化工作和成就中，我依然能看到他文学的功底。加民在深耕文化事业的同时不忘文学初心，《鲁迅的抗战》就是一次很好的证明，这本书既体现出了他敏锐的文学眼光，也让我看到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鲁迅的敬仰。我相信，这份对文学质朴的情感一定会陪伴着他，也会支持着他继续行走在文学与文化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