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下的潮涌：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
中篇小说《女制片人》的人物对比，则是在“我”的参与视角中展开的。“我”用全部家当拍文艺片《幻影》，担任制片人和副导演。因导演发高烧，“我”只好临时做导演。拍摄过程中，没想到女主角素琴顺应剧情，真的跳楼摔成重伤。后来才知道她是孤儿，患有抑郁症，曾与名导演李堡恋爱。这时，“我”遇到了一系列麻烦，如素琴后妈来剧组索要巨额赔偿，合作的投资人后续350万元不能到账，艳艳想从女二号上位，担任制片主任的本家亲戚吴一根虚报大额开销等，剧组几近解散。“我”无奈之下孤注一掷，典当自家住房拿到500万元。电影拍完了，所关联的人和事似乎都可以理解，但发行却出了问题。院线不愿意排文艺片，因为没人喜欢看，这导致投入的资金无法回笼。典当行发来律师函，“我”即将无立足之地。最后一刻，素琴与无情的李堡争吵时，突发脑出血去世。于是和素琴有关的一切都成了噱头，“我”的电影也随之大热。
对于读者来说，拍电影是一个既时尚又陌生的领域。裴蓓把自己跨界拍片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写成小说，作者和题材本身的特殊性就能吸引一批读者的注意。我们在《女制片人》里了解到电影从拍摄到发行的基本流程，也看到了摄制组各方利益相互纠缠形成的复杂情态，但这只是小说故事本身的表层事实。裴蓓写作这篇小说的目标，体现在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意义层次上，即世情和真情。在世情层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委顿和荒芜。虽然“我”拍《幻影》是追求理想，然而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一直被各种“利”与“名”的诉求牵绊阻碍。尤其是费尽心力和财力拍完电影以后，得到的却是观众的冷遇。电影后来的热映，只因女主角的绯闻和去世成为“新闻”，才“撞击”了上千万人的眼球。“我都成了素琴之死的既得利益者。”可见精神世界的萧疏，正演变为时代的一种荒诞与疾患。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裴蓓用冷峻的笔调凸显了女主人公素琴对情感的执着，使文本的主旨表达上升到第二个意义层次——真情难觅，形成小说的核心意涵。
素琴曾在孤儿院住了四年，在舞蹈学校住了十年，从小就有演艺天赋。18岁认识电影导演李堡，拍完戏对方也成了她的初恋。后来李堡视爱情为游戏不断移情，但素琴即使被抛弃也始终不渝。所以当现实遭际与剧情重合时，她就真跳楼了。素琴在感情上较真、执拗、只认死理，与之形成对照的女二号艳艳则随俗、开放、比较随便。由此，素琴便成为前一个意义层面上的特殊之“点”。因为在文本中“我”的视角里，除铁仔心存良善外，就只有被人看作病人的素琴不为物欲所动，还在追索真心和真情。尽管这个人物的设定略显羸弱，但依然表现出裴蓓对“应然”生活的探寻意味，突出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冷峻追问。而羸弱，应该来自作者面对现实的无力之感。就像裴蓓自己的感慨：“我们记录的世情和爱情，其实就是在记录现实与理想之间痛彻心扉的无奈。”①
若就切入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看，200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单位》当属裴蓓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故事的背景是梅沥沥等人物面对的特区城市发展过程中特殊的人文环境，即新的社会形态萌芽之时依然存在的强大的旧体制、旧观念、旧思维和旧的生活方式。梅沥沥大学毕业后，从内地一家令人羡慕的单位辞职，来到特区城市的某家证券公司上班。在业绩很不错的情况下，她又应聘到一家新闻单位的周刊做美编。因为顶撞了孙主编，试用期到期后她一直没有转正。梅沥沥不明白，为什么部门负责人章新会说“有些事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做得说不得”。她在聚餐喝酒时顺嘴说出自己开服装店并设计服装的事，被讥讽不务正业；她附和要好的同事议论了几句部门负责人，间接得罪了顶头上司。所以三年半后，梅沥沥还是一个临时工。“老总换了，主编就要换，主编换了，编辑方针就要改。”梅沥沥变得越来越能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乱发议论和不满，反而对各种不公逆来顺受。新任社长是个海归博士，想大刀阔斧地改革，打破铁饭碗，推行全员聘任制，梅沥沥看到了希望。没想到新社长的改革几乎遭到了章新、老沉、魏红等所有员工的强烈抵制。章新甚至煞费苦心地暗自以造“车祸”、开“天窗”、写“檄文”、“炸弹威胁”等手段强烈阻挠，新社长悻悻辞职。单纯的梅沥沥去找比自己晚来的临时工小黄，相约周日去新社长家里送礼。可小黄自己去送了礼并转正了，还骗她说没去送。梅沥沥彻底死心了，开始在单位混日子，下班后坚持画油画。又一年过去，梅沥沥画的《野菊》被偶遇的大学同学林海拿去参加画展，卖了25万元。第六年，梅沥沥的新画作《眸子》在国际画展上获得更大赞誉，但她坚决不卖。她辞掉了单位的美编职务，成了收入不菲的业余画家，还嫁给了林海。后来，这家新闻单位改革成功，单位里的章新、老沉、魏红这些有文化、有才能的“庸众”，都找到了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梅沥沥也找到了，只是不再属于“单位”。
我们不能把“单位”看作桎梏人的发展的象征性形象，即使作者裴蓓很可能有类似的感受。“单位”作为社会组织结构里不可或缺的细小要件，在其较为单一且相对固定的功能属性中，可以变化的是实践效能的部分。譬如“单位”应该具有激励的、包容的、和谐的、辅助的、关爱的效能，而不是相反。梅沥沥精神上的痛苦来自“单位”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并非“单位”本身。更确切地说，“单位”的生存环境首先受制于观念和制度，就像改革后的“单位”生机和活力毕现，章新、老沉、魏红等人得以各擅其长，这让已经辞职的梅沥沥非常羡慕。但裴蓓显然并不想以小说诠释一种社会学和管理学方面的道理，而意在引领读者关注梅沥沥的生存性情和生活姿态。在章新等人物及“单位”具体环境的映衬下,梅沥沥宽和，随性，不功利，了无心机。在“单位”里，她是“平庸”的；在自己的“袖珍型套房”里，她是充满创造力的。梅沥沥作画时，采用了异于他人的目光和手法来看待和表现世间万物，故此她才要珍藏自己的画作《眸子》。裴蓓在冷峻不失温婉的叙事语调和从容不失紧密的叙事节奏里，展示的是梅沥沥在面对人生选择时选择追求精神的丰盈，进而完成人生蜕变的过程。她的选择之一，是离开内地不错的单位来特区；选择之二，是离开收入很高的证券公司来新闻单位做临时工；选择之三，是从新闻单位辞职专司绘画。而本质上梅沥沥只做了一个选择，即不受物欲困扰，不为名利所累，只求精神世界的丰饶和宽阔。只有经过磨砺和蜕变，才能进入到自己的“应然”人生状态，似乎这就是裴蓓想要告诉读者的基本题旨。就如小说结尾林海对梅沥沥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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