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面对“虚无”的“方法”
我曾经以“作为方法的民国”为题讨论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近几年，“作为方法”的讨论连同这样的竹内好—沟口雄三式的表述都流行一时，这在客观上容易让我们误解：莫非又是一种学术术语的时髦？属于“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概念游戏？
“方法”的确重要，尽管人们对它也可能误解重重。
在汉语传统中，“方”与“法”都是指行事的办法和技术。“方”，《康熙字典》释义：“又术也，法也。《易?系辞》：方以类聚。《疏》：方谓法术性行。《左传?昭二十九年》：官修其方。《注》：方，法术。”“法”字在汉语中多用来表示“法律”等义，它的含义古今变化不大。后来由“法律”义引申出“标准”“方法”等义。这与拉丁语系method或way的来源含义大同小异—据说古希腊文中有“道路”的意思，表示人们活动所选择的正确途径或道路。在我们后来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更得到了反复的阐述：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而以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理论表述，就是所谓的“方法论”。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关于世界之“观”是基础，是指导，方法之“论”则是这一基本观念的运用和落实。因而虽然它们紧密结合，但是究竟还是以“世界观”为依托，所以在“改造世界观”的社会主潮中，我们对“世界观”的阐述和强调远远多于对“方法”的讨论，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思想主流中，“方法”常常被搁置在一边，满眼皆是“世界观”应当如何端正的问题。到新时期之初，终于有了反弹，史称“1985方法论热”，一时间，文艺方法论迭出，西方文艺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借鉴的自然科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熵定律、测不准原理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方法”冲破了单一的庸俗社会学的“旧方法”，开辟了新的文学研究的空间。不过，在今天看来，却又因为没有进一步推动“世界观”的深入变革而常常流于批评概念的僵硬引入，令有的理论家颇感遗憾：“仅仅强调‘方法论革命’，这主要是针对‘感悟式印象式批评’和过去的‘庸俗社会学’而来的，主要是针对我们把握世界的‘方式’而言的。‘方法论革命’没有也不能够关注到‘批评主体自身素质’的革命。”
平心而论，这也怪不得1985，在那个刚刚“解冻”的年代，所有的探索都还在悄悄进行，关于世界和人的整体认知—更深的“观念”—尚是禁区遍布，一切的新论都还在小心翼翼中展开，包括对“反映论”的质疑都还在躲躲闪闪、欲言又止中进行，遑论其他？
1960年1月25日，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发表演讲《作为方法的亚洲》。数十年后，他已经不在人世，但其思想的影响却日益扩大，2011 年，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此前，中文译本已经出版，为《做为“方法”的中国》 ；而有的中国学者（如孙歌、李冬木、汪晖、陈光兴、葛兆光等）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注意到了《方法としての中国》，并陆续加以介绍和评述。*近20来年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批评界，则可以说出现了一股“作为方法”的表述潮流，“作为方法的日本”“作为方法的竹内好”“亚洲作为方法”，以及“作为方法的80年代”等都在我们学术话语中流行开来，从1985年至1990年直到2011年，“方法”再次引人注目，进入了学界的视野。
这里的变化当然是显著的。
虽然名为“方法”，但是竹内好、沟口雄三思考的起点却是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中国何以值得成为日本学者的“方法”总结？归根结底，是竹内好、沟口雄三这样的日本学者在反思他们自己的学术立场，中国恰好可以充当这种反思的参照和借鉴。日本学人通过参照中国这样一个“他者”进行自我的批判，实现从“西方”话语突围，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竹内好所谓中国“回心型”近现代化历程，迥异于日本式的近代化“转向型”，比较中被审判的是日本自己的文化。沟口雄三批评那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来反驳欧洲中心的观念，确立包括日本在内的建立非欧洲区域的学术主体性。换句话说，无论是竹内好还是沟口雄三都试图借助“中国”独*性这一问题突破欧洲观念中心的束缚，重建自身的思想主体性。如果套用我们多年来习惯的说法，那就是竹内好—沟口雄三的“方法之论”既是“方法论”，又是“世界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有机结合下对世界与人的整体认知。
事实上，这也是“作为方法”之所以成为“思潮”的重要原因。在告别了20世纪80年代浮躁的“方法热”之后，在历经了20世纪90年代波诡云谲的“现代—后现代”翻转之后，中国学术也步入了一个反省自我、定义自我的时期，日本学人作为先行者的反省姿态当然格外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当代学术需要重新厘定的立场和观念实在很多，那么“作为方法”的思潮就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延续下去，并由“方法”的检讨深入到对一系列人与世界基本问题的探索。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域中，我坚持认为考察具体的国家社会形态是清理文学之根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民国作为方法”或“共和国作为方法”比来自日本的“中国作为方法”更为切实和有效。同时，“民国作为方法”与“共和国作为方法”本身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学术概念，它们都只是提醒我们要有一种尊重历史事实的基本学术态度，至于在这样一个态度的前提下我们究竟可以获得哪些主要认知，又以何种角度进入文学史的阐述，则是一些需要具体处理、不断回答的问题，比如具体国家体制下形成的文学机制问题，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互动与冲突，适用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语境的文学阐述方法，以及具体历史环境中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选择等，严格说来，继续沿用过去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抵近这些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抚摸这些历史的细节。
“民国作为方法”是对陈旧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及时髦无根的西方批评理论的整体突破，而突破之后的我们则需要更自觉更主动地沉入历史，进入事实，在具体的事实解读的基础上发现更多的“方法”，完成连续不断的观念与技术的突破。如此一来，“民国作为方法”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展开的未竟的工程。
四川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希望通过一套论丛的形式系统展示人文学者的主要研究，我也期待通过这样的结集，能够对自己近些年来的思考有所总结，不是为了指导别人，而是为了自我反省、自我提高。自我总结，我首先想起的就是“方法”的问题，如上所述，方法并不只是操作的技术，它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是对我们精神世界的清理。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关于方法的概括归根到底又可以说是一种关于自我的追问，所以又可以称作“自我作为方法”。
那么，在今天的自我追问当中，什么是绕不开的话题呢？我认为是虚无。
在心理学上，“虚无”是一种无法把捉的空洞状态；在思想史上，“虚无”却是丰富而复杂的存在，可能为零，也可能是无限，可能是什么也没有，但也可能是人类认知的制高点。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今天，讨论思想史意义的“虚无”可能有点奢侈，至少应该同时进入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儒道两家，东西方思想的比较才可能帮助我们稍微一窥前往的门径。但是，作为心理状态的空洞感却可能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成为我们无可回避的现实。这里的原因比较多样，有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感的断裂，有学术理念与学术环境的冲突，有人生的无奈与执着梦想的矛盾 当然，这种内与外的不和谐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对于凡俗的人生而言，也就是一种生活的调节问题，并不值得夸大其词，也无须纠缠不休。但对于一位以思想为志业的人来说，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因为，我们既然选择了将思想作为人生的第一现实，那么关乎思想的问题就不那么轻而易举被生活的烟雨所荡涤，它会执拗地拽住你，缠绕你，刺激你，逼迫你作出解释，完成回答，更要命的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企图“逃避痛苦”，规避选择，另一方面，却又情不自禁地为思想本身所吸引，不断尝试着挑战虚无，圆满自我。
这或许就是每一位真诚的思想者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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