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百家谈》：
文学艺术的逻辑不等于也不能等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但这并不表明作家可以随意“改变”现实，指鹿为马或削足适履，以迎合某种特定的主流思想。换句话说，文学的现实不是生活的现实，也不是单向度的某种主观想象的或政治观念的现实，归根结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的现实，要遵从艺术的逻辑、心灵的逻辑。
在这里，我想重提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皖籍作家许春樵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小说写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下岗工人陈道生为救女儿被朋友骗去了东挪西借的30万元，为了还这30万元钱，他开始了八年漫长的含辛茹苦、妻离子散的还债的苦难历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部小说是想通过陈道生这个小人物悲壮的生活经历，唤醒人们业已麻木的诚信、道义、廉耻、信誉的意识，试图在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中重建社会的信任与道德理想。相比较“新写实”小说对底层小人物琐碎平庸的生活现实“原生态”般的描写和体验，以及现实批判立场的缺失和主体批判意识的缺席，《男人立正》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味，它没有停留在对底层苦难生活现实的平面展示上，而是将笔触更深地探进底层大众的精神处境和心灵困境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写出了对现实的对抗与改变。当遭遇种种苦痛、打击、背叛、欺骗的时候，陈道生所表现出的坚韧意志和对生命的抗争、对人性尊严和道义的坚守，不同于“福贵”（余华《活着》）那样隐忍，作者的目的“显然是要从一般意义的道德命题进入更深层次的人性命题，探寻并表现人性觉悟与人性升华的路径及其丰富性”，作品“从处于生存绝境中的卑微者陈道生身上提升出自我拯救和维护尊严的人性力量”，从而达到对种种背信弃义行为的批判和反思。“这是《男人立正》最有价值的创构，由此而与单纯叙写苦难厄运一类的小说拉开了距离，并且由此而通向世俗人道主义新思潮之中，从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掘出高尚的人性精神。”在小说的最后，骗钱出逃的刘思昌派人给已经死去的陈道生送来一张5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这于陈道生而言已不重要，但于读者或整个小说来说，却格外重要，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了对底层小人物的人性尊严和道义有了一丝肯定和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这是一部批判现实、审问灵魂、为背叛赎罪、为人性讴歌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部现实主义精品力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分别介绍了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从绘画、诗歌、小说三个领域，论证了现实主义的“无边”。也就是说，尽管他们作品的形式迥异于传统，但依旧是现实的真实反映，比如卡夫卡以荒诞的形式表现现代人情冷漠的真实，因此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创作。这给我们以启示：现实永远是流动的，文学永远是流动的，文学永远不是简单地模仿现实、反映现实，而是发现现实，甚至创造现实。这种发现和创造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作家对艺术形式的再发现和再创造，而这恰恰是那些迷信内容的“题材决定论者”所忽略的。很显然，就叙述效果而言，传统现实主义因过分追求对现实的模仿而遵从于生活本身的线性逻辑，显得过于沉稳和僵化，缺少与现代人的娱乐愁怨相匹配的开放和灵动，也难以与当下多元变动的社会生活和读者的阅读心理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呈现在作品内容的批判性和人文性上，也必然要求在形式上充满探索性和当代性，而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还自我标榜是“现实主义的坚守者”。
比如同样是扶贫题材的两部小说，长篇小说《授渔记》（《啄木鸟》2020年第2期）通过挂职扶贫干部梁双喜在崖上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表现了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塑造了一群真实可感的底层民众群像，充满生活的质感。作者意在凸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主题，但在形式上非常传统，平铺直叙，十分单一，尤其是中间部分，几乎流于故事串联，甚至许多政治话语直接掺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题的表达和深层意蕴的揭示。相反，中篇小说《拯救那片庄稼地》（《作家天地》2020年第9期）却有意在形式上做文章，作者以浍湾农场的三场对话和一场茶馆对话来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借用巴赫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全面对话”的“对话体小说”。作者有意通过两两对话、多人对话、群体对话、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自身对话等多种对话形式，展现官员、商人、农民等不同人物的身份、思维、性格、语言等差异，加速推进叙事视角的转换，在小说文本内部呈现多声部的碰撞与融合，在众声喧哗中凸显叙述声音。此外，对话形式还呈现出典型的戏剧化特征，人物、时空、情节相对集中并富有戏剧性，尤其是茶馆和农场大会的两场对话，仿佛舞台上的方言版群口相声，语流密集且迅速，信息丰富而形象，具有强大的裹挟力和感染力，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话形式中作者还建构了多重嵌套结构，比如在土地对话中嵌入淮海战役的支前故事，自然而然地交代了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光荣历史，丰富和强化了小说的历史内涵和红色基因。可以说，对话不仅创造了艺术的新形式，更使得扶贫题材的表达有声有色、灵动而不生硬、通俗而不庸俗，从而保证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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