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从辉，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剑桥大学、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周氏兄弟，五四新文化，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海外汉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汉语国际传播与教育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艺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有论文。

一、作为方法的“周作人”与“后五四”

之所以以周作人的复兴思想为中心，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对于展开五四新文化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分析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缘于以下理由：

其一，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的重镇，是20 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上“巨大而复杂的存在”。他的文化选择，尤其是后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对于20世纪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思想革命”到“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转身究竟蕴含了何种文化逻辑？他所要复兴的“旧文明”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它和思想革命的命题有哪些联系和冲突？这些都是值得考察的对象。

其二，周作人的思想本身使然。五四新文化落潮之后，较之于陈独秀对政治的抱负，较之于胡适的“好政府主义”，较之于鲁迅的“左转”，较之于纷纷南下的文人学者，他选择了留守自己的园地，在这片几近荒凉的文化土地上，其带有自力性质的复兴之梦破土发芽。这一文化选择本身的含义值得考察，具体内涵将在后文展 开。

之所以选择后五四时期（1924—1937 年）这一时间段，主要有两点考虑：其一，一般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 年《新青年》的创刊为上限，以1923 年的科学与玄学论争的平息为下限。当五四新文化迎来繁华之后的低潮，我们更容易从中看出历史的完整面目。在我看来，“后五四”不失为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20 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当新文化运动初步确立近现代文明的转型之时，这种自我主体性刚刚完成仪式上的确立，随即又陷入了自我的内在矛盾的缠绕。如果说“五四”属于“大时代”，“后五四”同样属于，这既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也是一个多元和纷争的时代。“后五四”可以构成对“五四”的重要关联。在逻辑上，“五四”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得出“后五四”，然而它们时间上的相继和文化上的承接却能够使“后五四”成为走近“五四”的一种方法。对“后五四”本体的考察意味着一种接近“五四”的努力，其实它本身亦有众多值得追寻的意义。因此“后五四”在这里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其二，对于周作人而言，1924 年，40 岁，不惑之年，以更加成熟的眼光看世界。经过五四时期狂热的乌托邦想象，比如世界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想实践，现实的种种沮丧使周作人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姿态。新文化骤然烟消云散使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各种思想根本不足以应对中国产生的种种危机，《小河》《寻路的人》《昼梦》等篇章便是这样的叹惋与迷茫。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新生”的可能，《自己的园地》和《生活之艺术》的产生可以说是这种转型的流露。1924 年，周在《生活之艺术》中指出：生活之艺术即“微妙的混合与取舍”，是“本来的礼”，“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周提出与古希腊文明相合的、以中国传统礼乐文明为基础的“复兴”之 梦。

“后五四”这一概念来源于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他称自己是“后五四”一代人，以示和胡适的区别。殷海光在1967 年致张灏的信件中把自己归属于“a post May-fourthian”。b 殷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人物具有浓厚的五四情结，自称“五四的儿子”“a post May-fourthian”。及至临终，殷仍感慨自己的际遇浮沉与对理想的希冀：“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我恰好成长在中国的大动乱年代，在这个大动乱的年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的摇撼着，而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的冲激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着种种思想学术的影响；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的悖逆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种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独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间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a 殷海光描述了后五四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以及和五四的关联。也有译者把“Post-May-Fourthian”译为“后五四人物”。章清在《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中写道：“殷海光心路历程的意义在于，他不仅意识到自身的‘代’，还为自己做了界定，从而为我们思考‘后五四’一代提供了重要参照。”文中，章把“Post-May-Fourthian”译为“后五四一代”。b 许纪霖进一步发挥了他的看法，提出“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其中包括“后五四”知识分子。c 郭齐勇在《试论五四与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文中提出“后五四时期”，文章把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五四文化的传统之一，从“前五四”“五四”到“后五四”加以梳理，其中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涉及1923 至1924 年的科玄论战，学衡派，1935 年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抗战时期的梁漱溟、张君劢、贺麟、唐君毅的文化活动，1949 年钱穆、唐君毅创办“新亚书院”，1952 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可知后五四时期在这里指五四新文化高潮后期。罗志田在《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一文中提出关于“后五四时期”一些值得继续大力研究的问题，比如1923 年“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北伐后的“人权论争”以及“九一八”后的“民主与独裁”论争。a这些论争可以见出思想界对“五四”理念的反思，也是“五四”理念在“后五四时期”的深入发展。如何继承、扬弃“五四”的理念是思想界学人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罗未言明后五四时期的具体时间范畴，但从其讨论问题的时间限度看来，大致是指从五四新文化分化的1923 年到1930年代中期。作者分析了“后五四时期”被人们忽视的诸多问题，如五四精神的断裂、五四理念的转变、五四人的分化，等等。其鲜明的问题意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复旦大学章清教授在《1920 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一文亦引入了“后五四时期”这一概念，从政治和派系等多层因素分析了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分化和组合。

本书中，我并不想寻求“后五四”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式的意义。其中“后五四时期”一方面大体指1924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间，另一方面表示这段时间的时代文化特征和“五四”时期既有关联又有所变异，也构成对五四新文化的一种延续和回应。因为虽然没有了“五四”的激昂，抗日的烽火也还没抵达，但其中亦孕育着冰与火，菊与刀。革命军的北伐，“三一八”的屠戮，革命文学的变奏，都使得这一时期非同寻常。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选择成为观察20 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绪论 “伟大的捕风” 1

一、作为方法的“周作人”与“后五四” 7

二、分化与重组 10

三、从“思想革命”到“自己的园地” 18

第一章 “后五四”时期“小品文”的审美政治与文化逻辑 24

一、“信口信手，皆成律度”：“小品文”的发生与实践 25

二、“言志”与“载道”：“小品文”的审美政治 29

三、“重知”与“实行”：“事功”思想的重构与弥散 34

第二章 有情的文学：周作人与“抒情”传统 39

一、周作人的“抒情”文学观的建构 40

二、 周作人的“美典”：以《雅歌》《 国风》与“萨福”为中心 50

三、周作人与抒情传统及对新文学观的回应 63

第三章 “生活之艺术”与“礼乐”方案 73

一、“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 80

二、“ 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合取与舍二者而已” 96

三、“科学精神”与“美” 107

第四章 “左联”与“右翼”之间：“自由意识”及其张力 121

一、周作人与鲁迅的“左转” 122

二、周作人与“北方左联” 129

三、周作人与国民党“右翼” 138

第五章 “复兴”的起点：“人”的发现与危机 151

一、周作人的人学思想 152

二、周作人的人学思想渊源 158

三、“人”的危机：“兽”“人”“鬼”与“神” 172

结语：回望“五四”：未竟的“复兴” 184

一、重返“五四” 185

二、对话“现代性” 193

三、未竟的“复兴”：“梦想者的悲哀” 198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