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增订版》：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既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更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全面冲击和浸淫下，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崭新的文学传统。一方面，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基本因素，如语言修辞的形式美，文以载道的思想性与教化性，关注人生，爱国爱民的人世情怀，融合自然的超然风骨，温柔中和的审美理想，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在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发生了蜕变，特别是与外来文学新因素全面融合，在较短时间内凝结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本质区别的新传统。它和前者既是继承、变异的亲缘关系，更是相对独立的并列关系；在整体性的“藕断”之后丝丝相连。这使它相对于古代文学传统呈现出现代性，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呈现出民族性。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作为社会传统的一种形态，既充分体现着“传统”的一切特征，又以它特定的内涵、独有的精神气质，在与西方文学传统的比照中显示其浓郁的民族性，在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衔接中体现其鲜明的时代性，全面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从思想倾向到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直至文化心态，而成为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振兴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文化动力。
希尔斯认为，传统往往具有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即具有超凡性质的、令社会成员敬畏和依从的道德规范和秩序规范力量；新传统的确立，需要具有辉煌想象力和非凡品质的克里斯玛式人物、作为里程碑纪念对象的克里斯玛事件以及历史遗留物。据此我们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周游列国、删定《诗》、《书》，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耶稣受难，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等，无疑都是中西方文化伟大传统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事件。同理，胡适、陈独秀等人发动和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新青年》的创刊、《尝试集》的出版、《狂人日记》的发表等等，无疑成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得以形成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伟大事件。百年以来，它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发挥着神圣的精神感召力、指导乃至潜移默化的作用。总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就基本精神来说，始终未溢出“五四精神”之外。
然而，正如希尔斯所指出的，一种新信仰至少必须经三代人的两次承传，才能成为新的传统；开创新传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必须具有比旧传统强大得多的克里斯玛力量，才能促成新旧传统的蜕变或裂变。胡适、陈独秀们所开创的辉煌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事业，以其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对旧传统形成惊心动魄的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几年之内实现了“新神”对“旧神”的取代。这固然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历史时期克里斯玛力量的伟大与神圣，同时也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先驱们以其浪漫主义激情确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链条”上看，他们所承担的，只是传统转换历史过程的“完成式”。因为他们所拥有的非凡的克里斯玛感召力的精神源泉，来自他们之前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先驱；他们实际上是站在19世纪末一批中国文化巨人的肩膀上开创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在他们之前的数十年间，近代中国文化巨匠们已替“五四”先驱们吸取了足够的西方现代文化养料，大体上完成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合理扬弃，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框架，并发动了最早的文学革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林琴南等早期的“文化搬运夫”，几乎铺好了最后一块文化砖石，才使得“五四”先驱们得以一夜之间“横空出世”，风华少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成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克里斯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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