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贵的是，老舍对离婚主题的充分关注，不但凝结着深厚且深刻的跨文化因子，而且有着跨时代的非凡意义。时至今日，随着离婚这一社会现象越来越普遍，其背后映射的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则更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离婚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法律法规的完善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又是家庭结构变化、人类思想启蒙后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自由平等权利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老舍通过“离婚”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对《离婚》在国内外80余年的接受情况综合考察后，笔者以为基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老舍通过特定时代的特殊事件，展现了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诗意浪漫与灰色现状之中欲罢不能的苦闷、挣扎、焦灼的生存状态。其深意在于对灰色人物妥协、敷衍的生活态度进行批判，极力展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体现了守护生命本真存在的形而上关怀，这是小说真正能够超越时代而经久不衰的深度之所在。
相反，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现实中的离婚问题愈演愈烈。与之呼应的是离婚叙事一直构成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学作品书写中持久谈及的创作母题，呈现出独特的文学风貌。笔者在参考借鉴张宁关于“离婚”叙事的研究基础上①，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大致梳理出三条发展线：第一条线是在“离婚”叙事中表达“国民性”主题的，主要以鲁迅先生为代表。他创作于1925年的《离婚》，虽以离婚为题，我们却没有看到主要人物爱姑和小畜生的情爱描写，也不是人们所期待的离婚故事。这场闹剧的根本指向是五四以来在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下对传统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的批判。与鲁迅批判礼教一脉相承的还有芦沙发表于1940年的《离婚》，文本通过被“恋爱”引诱的丈夫为了摆脱“贤妻良母”式的农村原配妻子，以雇佣长工玷污妻子的卑劣手段，走向了新的“爱情”的悲剧，同样揭露了宗法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这条线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解放区衍生为以“反对包办婚姻”为呼声的一系列故事。最典型的便是以“刘巧儿”为原型的小说、戏曲，还有洪流的《乡长夫妇》、王亚平的《春云离婚》。虽然反对包办婚姻的本质是追求平等自由的人性解放，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离婚主题相关的作品和那时其他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作品一样，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表达，一旦风潮过去，便失去了时效性，经不起作为经典文学的考验而销声匿迹。鲁迅这条批判传统礼教禁锢婚姻的线索，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再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第二条线是当代文学中一系列书写知识分子、小人物乃至生活日常的离婚叙事。如：谌容的《懒得离婚》、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等，离婚在当下似乎成为小说、影视剧中展现生活伦理不可或缺的元素，热播都市伦理剧《离婚前规则》《离婚协议》《离婚律师》等都对当代光怪陆离的离婚现象与现代人的生存矛盾有所展现与铺陈，但这些作品只是停留在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那些内容单一、叙事逻辑缺失且过于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局，很难构建当代健康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很难推动婚姻制度的完善。第三条线就目前文学作品中庞大的离婚叙事来看，还相对比较薄弱，主要触及中国婚姻法的疏漏问题。该问题在诸如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安顿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等报告文学中曾被激烈地讨论，但在文学作品中还比较少见。近来，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似乎有延续这条叙事线的味道。小说中顶了“潘金莲”骂名的妇女李秀莲经历了一场荒唐的“假离婚”案后，为了证明自己的离婚是假的，摆脱“潘金莲”的身份，上访告状二十余载，却不但没有证明假的是假的，还将一大批高官被“双规”。这样一部荒诞的现实讽喻性极强的作品对中国的政治与法制有所反思。但此类辛辣的作品数量较少，作家的批判力度也十分有限。而沿着上述三条主线追溯老舍《离婚》中“离婚”叙事的独特性，就会发现：它巧妙地触及离婚问题，不但对其时的婚姻制度问题高度关注，并作出了些许不着痕迹的敏锐洞悉，又通过在问题婚姻中挣扎的灰色人物的复杂群像，对市民阶层人物敷衍、妥协的精神状态加以批判，进而上升到反思人类生存现状这样的哲学高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离婚主题叙事，除了对传统旧制度的批判与反思以及以老舍为代表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观照，更多的文本仅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叙述层面，尽管对法制漏洞略有指摘，但较之西方直接而犀利的表述，这样的话语建构仍然存在较大缺失。不过，从接受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关离婚主题的梳理，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这些作品试图审视社会问题的思想价值。而以跨文化融合的观念以及跨时代接受的视野来解读《离婚》的主题思想，文本本身的巨大价值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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