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京的茅盾》，作者潘梓年，《认识》第一期，1929年1月。文章指责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强有力的文字”。
《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作者李初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29年1月。文章针对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批评某些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极左的观点，对“标语口号文学”等进行了批驳，认为“茅盾的意见是不当的”，是“文学至上主义者的幻想”等。
《茅盾的<一个女性>》，作者祝秀侠，《海风周报》第六、七期合刊。1929年2月。文章称：《一个女性》中的描写与莫泊桑的《-生》“似乎不相上下”。“不过《一个女性》的描写是不十分深刻的。”采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并未臻于成功之境”。“至于作者的思想，他根本上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说话的人。”“他的创作并不是革命文学，里面找不出一点革命的思想。”
《“一个女性”》，作者徐杰，《海风周报》第十三期，1929年3月。文章对茅盾的《一个女性》提出批评，云：“在我看来这一篇与其说是为小有产者的诉苦，不如说是小有产者时过境迁遗留下的感伤。”作品中“很明显的暴露了作者的思想带了许多虚无主义的倾向，到头只是一个虚无的结局”，这是要“教青年走到痛苦颓废的路上去的”。
《茅盾的三部曲》，作者复三，《文学周报》第七卷，1929年。文章认为：“在当时的文坛这三部实在是沙漠中稀有的，宝贵的绿洲了，而且它还有它更大的使命，价值和位置的。”即，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它永久的位置”和“占有特殊的位置”。指出：“我不敢说这三部曲于我们中国青年会有若何大的影响，可是也说不定在最近的将来，青年的生活或将因而起变化，就是退一步说是对时代不负影响的使命，则十六年时代整个社会的面目也已深深地描绘在纸上了。”
《关于<幻灭>——茅盾收到的一封信》，作者罗美（沈泽民），《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十期，1929年3月。文章认为《幻灭》中的内容，是作者“心绪的告白”。并说：“在当时身当其境者，如燕雀处堂，火将及身而犹冥然不觉的人已不知有多少；看见高潮中所流露的败象，终于目击大厦之倾，而无术以挽救之者，于是发而为愤慨的呼声，这就是我所了解于《幻灭》的呼声。”
《<幻灭>的时代描写》，作者张眠月，《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十期，1929年3月。文章认为：“《幻灭》虽是很忠实的时代描写，然而它是不含有多量的客观性的，用写实的笔法将整个时代情形显露给我们看。”
《<动摇>和<追求>》，作者林樾，《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十期，1929年3月。文章称“《动摇》和《追求》是有时代性的作品”。“对于时代的转变，和混在这变动中的一般人的生活，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他能够写得这样深切动人。”“《追求》所描写的也是一般的青年。他们一方面感到理想幻灭的苦闷，一方面仍有奋进的热望，努力在追求新的憧憬；但结果却仍然是失败。”“书中对人物的心理和个性，都写得很深刻。”
《<追求>中的章秋柳》，作者辛夷，《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十期，1929年3月。文章表示，读过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之后，“觉得有些地方仿佛是自己曾经亲历其境的，至少限度也应该认识其中的几位”。
《<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作者钱杏邨，《海风周报》第十四、十五期合刊，1929年4月。文章指出：“我对于茅盾先生'有革命情热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和'把文艺也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二语，根本上就认为不对。”
《茅盾与<动摇>》，作者克生，《海风周报》第十七号，出版日期不详。文章对《动摇》提出了批评，说作者“自己感到动摇幻灭了”，便以为社会人群也是“恁地动摇”。文章认为，作家“应当用美善的艺术，去调剂畸形的社会人群的各种病态的心理，用艺术去引导大众向光明的前路迸发，用伟大艺术去感化大众，淘涤大众”。
《<野蔷薇>》，作者顾仲彝，《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1929年9月。文章认为《野蔷薇》与三部曲“内部的蕴藏可说是一个版子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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