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以同时代人特有的审美目光，沉潜到文本深处，悉心透过他们的作品，对其创作形态的个案，作出整体性的评估和文本细读。从而，进一步触摸当代作家写作及其文本对于时代、历史、民族记忆、人性和情感的文化密码，在此基础上，展开宏观而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分析和艺术阐释。这种致力于幽微精到的细读，也成为审视、刻录、深描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发展和变化的重要途径，为“发现经典”“准备经典”找寻到可靠的参考和备份。并且，竭力去发现、阐释这些作家及其文本在未来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莫言论
一
无论是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还是之后，到目前看，他都是近四十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被研究得最多、也较为充分的作家之一。但是，对于莫言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我觉得现在的研究和阐释仍然是远远不够。毕竟，莫言创作的潜力和文学价值、意义，迄今我们还远远无法估量，因此，对他的研究和思考也就不可限量，尚处于“可持续”状态。这就如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于莫言的解读和阐释，以我们目前的认知，或许刚好是海平面以上的那“八分之一”。若想继续获得其余的“八分之七”，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扩大对处于不断发生裂变的存在世界进行继续探索，对其中的文化、人性及其衍变具有更深刻的辨识力、认知能力并去不断发掘。尤其是，拓展我们时代的审美认知的边界，将阅读、理解和阐释深植于历史、现实和叙述的聚合点，也成为我们充分而沉实地把握作家莫言文本世界与存在之关系的重要坐标。
可以看到，在过去了的八年里，由“诺奖”引发的“莫言热”，在几年内早已经较为理性、理智化地“降温”。但是，由于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获得“诺奖”，已经构成巨大的文化事件，它所蕴含的种种复杂的政治、文化、精神、民族心理、大众传媒等因素，造成的诸多文学的、非文学的因素等隐性的相互杂糅的“文化效应”，挥之不去，并且仍将不断地持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莫言从一个“有限度”的著名作家，跻身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的序列之中。这些，对于我们时代的纯文学和精英文化，固然有着增强自信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外部因素所带给我们的认识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只会让莫言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标识而已。而这显然会对作为一位依然可以继续创造新的文学可能性的莫言，持有一个僵化的、世俗化的理解，也是一种盲从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莫言，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莫言？我们是否要重审进入莫言文本世界的路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们需要重新打开视域，对莫言有更新的、更符合文本意蕴和审美通约的理解。我认为，唯有从文本出发，从文学史出发，从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大视角出发，才有可能重新发现一个“新莫言”。从《晚熟的人》中，我们又依稀发现了一个重新“企稳”的莫言。这个莫言较之获奖前的莫言、获奖之后八年来的莫言，都有极大的不同。它源于或来自我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莫言及其文本所做出的全新判断和评估，甚至包括研究和批评方法论层面的重新定义和选择。当然，不同以往，对莫言的新认识也来自莫言自身创新性变化和自我调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论层面的东西，对作家莫言有一个整体上新的判断和把握。
进一步讲，无论在怎样的语境和现实情境下，我们所关心和重视的，更多的依然应该是那个与文学本体、文本自身密切相关的莫言。因此，在面对莫言及其文本的时候，我更愿意思考有关莫言写作本身的种种文学价值、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因为，无论莫言获奖与否，他所创作的作品，都是当代中国文学最具有阐释性的文本之一。从莫言几十年具体的文学创作实绩看，无论从精神性、文化性，还是文本蕴含的丰富性、奇崛性，莫言无疑都已成为一位“说不尽的莫言”。而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是作为一个“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讲述者的莫言，如何将我们带回历史现场，或深入现实中人性的窘境，勘察生命主体在历史洪流中灵魂的律动。我们更需要思考和阐发，他为什么要如此变化不羁地、不间断地讲述历史和人性的故事？他的身上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美学的“气力”和“气理”？他对现代汉语写作的真正贡献是什么？他给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提供的新的文学元素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子在最初的写作中，或者在数十年来迄今的写作中，依然不断地点燃莫言的写作激情？他持续表现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人性的存在生态和灵与肉的变异，其叙事的动力何在？这些问题，都密切地与莫言的写作及其文本“纠结”在一起。
我们都认可莫言所具有的“奇崛”的想象力。想象力的强劲，让莫言如虎添翼，势不可挡。可以想见，莫言的想象力在经验、感官和竭力去发现事物本色的勇气下，令莫言写作的主体性日益走向文本的“狂欢诗学”。也就是说，我们最需要探究的是，莫言的想象力是如何借助他天才的表现力，穿越历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象，创造、玄想出一种独特语境和承载着人类、人性、命运的想象世界。还有，莫言通过如此大体量的叙述，在文本中所提供的关于整个存在世界的图像，在今天乃至未来重新体悟时，究竟还将会有多少隐藏的深层“意味”？也就是说，莫言是凭借怎样的韧性，几十年来写得如此狂放不羁，不能自已？从《红高粱家族》，到《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再到《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蛙》，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他不断地介入历史和现实，又不断地超越存在的表象。我们在此感受到的，则是他勇于超越自身的气魄。
我想，自称是“讲故事的人”“诉说就是一切”的“莫言叙述”，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具有一种超越历史，尤其超越时代的激情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莫言所拥有的激情，来自他所拥有的“赤子之心”。他永远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能力和方向，但从不站在自以为是的、超拔自身的立场和角度进行艺术判断。莫言十分清楚，这个世界需要怎样被讲述，有什么东西最值得讲述。而在讲述它的时候，作为一个讲述者，他内心的方向和选择，决定了故事的方向，同时也决定了故事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讲述的方式和出发地就显得异常重要。聪明、智慧的讲述者未必能讲述出世界的真相，能够真诚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作家，才有可能道出存在的种种玄机。莫言曾经说出了一个作家自身强烈的写作欲望和需求：“所谓作家，就是在诉说中求生存，并在诉说中得到满足和解脱的过程。”我最理解莫言说的那句“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个生怕长大的孩子”以及“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没被偷换过呢？我们哪一个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莫言借评价大江健三郎《被偷换的孩子》，推己及人，反思、反省世道人心和人性的复杂和险恶。同时，深入地探究一位作家洞悉、勘测世界和事物的目光如何才能锐利和真切，警惕世界的被“置换”，以及自身的被“置换”。我感觉，莫言格外喜欢这种《皇帝的新装》式的“看见”和盘诘，所以，在他的文字里，诡异的世界之门，才会对他訇然中开。其实，莫言，包括许多试图发现生活内在质地的，对历史、现实和人性具有深刻穿透力的作家，都愿意具备一双孩子的眼睛，因为文学的叙述不能使用谎言。由于我们长期在一个具有顽强生活惯性、思维惯性的语境里，或者说，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存在世界里，我们所信赖的始终是一个被“固化”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我们判断事物的方向与维度，成为我们辨析存在真相的巨大屏障。那么，“具备一双孩子的眼睛”，便成为写作者的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或许，作家唯有像孩子这般“看见”，才可能没有任何“先验的”和“过滤性”的取舍，才会有直面历史或现实的“裸照”，也才会发现一个“别样”的世界和存在。
那么，对于莫言的“看法”，也就是对其写作形态的“看见”，也需要我们的目光和判断，来甄别莫言的判断是怎样一种判断，这种“看见”是怎样一种看见。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看清楚作为“整体性”的文学莫言、文化莫言，而不是被我们的一些散光的眼睛和既定的理念“肢解”了的莫言。所以，我愿意在此提出“发现莫言”这样一个命意。就是说，我们从莫言的文本写作及其内涵，到艺术思维、叙事伦理和直面存在的勇气和精神，包括形式与内容，想象力、虚构力、表现力，民间性、魔幻性、荒诞性、话语语境，通过辨析和梳理诸多的层面和若干元素，并触及历史、个人命运、人性，我们会发现莫言作为一位杰出作家的叙事天才，强烈地感受到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因此，莫言文本所蕴藉的强大思想力量，他对于大历史和当代现实的探勘和深刻表达、表现，还有莫言在“新时期”，即1980年代以来对汉语写作所开辟的新路径，他的新的语言观的形成对当代汉语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当然，这些都呈现出文学叙述整体修辞面貌的革命性改变。应该说，莫言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叙事，提供了一个能够充分显示写作主体力量的经典例证和楷模。
二
我们说，莫言是中国最早非常成熟地表现历史、时代和生活荒诞的作家之一。他在发现了历史和现实所蕴藉的荒诞一面之后，以一种“狂欢式”的倾诉呈现这种荒诞，并将其持续地表现。莫言的这种发现，其实是发现了历史和生活本身的惯性和日常性，他所选择和表现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当代的日常生活。所以，在这个时代，谁发现了荒诞，谁就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扭结”，或者说，谁发现了历史、现实、日常生活的变异性，谁就能真正建立起关于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图像。这时，我想到另一位杰出的作家余华，想到他的《第七天》。当时很多人认为他利用了新闻和媒体的材料，“串烧”当下中国的现实和新闻案例。其实，现在看并非如此。余华小说所呈现的现实，就是曾经极其荒诞、不可思议的现实。但是，在我们这个处于高速变异的时代，以往荒诞的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了，荒诞不再是荒诞，甚至渐渐地衍变为日常生活的事实性常态。与莫言不同的是，余华还是把以往存在的荒诞当作荒诞来呈现，以荒诞击穿荒诞；而莫言则始终将一种整体性的荒诞当作日常生活，并继续将这种荒诞不断地、“变本加厉”地进行变形。所以，面对荒诞的时候，莫言选择的是更加含蓄、魔幻、隐喻、夸张性地呈现荒诞，走的是一条用力敲碎生活和历史逻辑链条的道路。而余华是贴着辎重的现实，残酷地触摸荒诞中人性的无力及其存在、现实中的绝望的成分。因此，我在理解莫言叙述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理解了余华强烈介入现实的勇气和
方式。
可以说，莫言较早就具有同时代作家不具有的“酒神精神”。正是这种来自创作本体的强大的美学力量，使得他能在上世纪80年代较早地迅速脱离种种文学潮流裹挟着的叙述惯性，迅速地突围，不再被文学内外的戒律所束缚和支配。如此，他才得以以一种新的叙事美学形态呈现与众不同的艺术锋芒，创造出许许多多令人叹服的文学意象、神奇的气息和超凡脱俗的文本形态。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环境和意识形态场域的调整，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脱颖而出，但也使得许多作家因为不能适应环境的剧变而无法突破自己的局限，那个时候，只有具有强劲的、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和艺术勇气，才能调整写作的美学方位，在“诗与真”的艺术取向上用功用力，让自己的才华得以长久地保持。这从莫言早期的《红高粱家族》以及后来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蛙》中逐渐充分显示出来。这种贯穿于莫言写作始终的内在美学驱动力，显然已经不能简单地从所谓“民间视角”“民间审美”“民间想象”来笼统认识。我最喜爱他的《生死疲劳》，作品所体现出的叙事气度，直接缘于一种对人的终极诉求，这是生命大于任何社会和时代的感觉、意识和寓言，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理由。他在历史幽深的隧道里，在现实、存在世界的不同角度，在人与自然和所谓“轮回”中，发掘出人性的困境和存在本相，发现人类的秘密，生存的秘密，个体的、集体的秘密，世界的丰富、苍凉和诡异。生命大踏步地跨越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规约，一气呵成地实现了彻底的解放。而他对“土地”的理解，对母亲、大地和生命的内在联系，完全是基于“母亲”伦理并超越了任何道德规约的人性本原，充满着母性和神性的光辉。这是一个大视角、大胸怀、大气魄和大智慧。这样的感怀和叙述，必定是对大于一切固化视角下事物的“还原”，是充分尊重世间万物的包容，是任何功利美学所难以企及的。而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莫言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像一个精灵，自由、洒脱。所以，莫言更是一位最尊重生命本身的作家。用一个不太恰切的比喻：莫言永远不会是一个“缺氧”的作家。只有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才可能有“天马行空”般地飞翔。
我同样喜爱《檀香刑》对民间、历史、人性的深度沉潜和破解，这是莫言在超越“民间想象”基础之上对地缘文化的“寻根”。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它无疑是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但由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面向西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寻根文学”与“边缘文化”的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在此，我们并不想对“寻根文学”与“边缘文化”的关系作出“优根”“劣根”和“审美”“审丑”的区分和判断，因为这是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所作出的区分和判断，是对“边缘文化”固有特征的消解和同化，是为建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构提供依据。然而，这种区分和判断也没有反映出“寻根文学”产生的实际情况，却反映了“寻根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当然，“边缘文化”是地域性的。当时，以贾平凹和一些“知青”为主的一批作家，他们曾经被抛到社会的底层，与他们所置身的偏远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贾平凹之表现陕南商洛山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李杭育着重写浙江“葛川江”流域的风情，郑万隆力求再现黑龙江边陲的山村生活，陆文夫对苏州饮食文化的描述，刘心武则推出写北京普通市民的“民俗风味小说”，等等。他们笔下的地域文化虽有其特点，却并不构成与“主流文化”的“互文”“互动”，并未显出其所应该有的“边缘”性特征。“寻根文学”创作的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化面向西方现代化的强大影响中，就容易发生畸变，容易陷入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所质疑的文化模式中。
莫言论 1
贾平凹论 29
阿来论 67
格非论 93
迟子建论 123
苏童论 159
麦家论 190
余华论 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