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理王恽全集的时候，就迫切地想整理出来，是带有功利心的，一开始的时候带有功利心，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就没有了，是真心想把它做出来。我感觉我是在跟古人对话，想把感受表达出来。古籍整理是一项技术活，但是若能把背后的思想变迁整理出来，就是一流的高手。就比如练功，初级者要求一招一式地练剑，但是到了高手就很平常，甚至连剑都没有了，剑在心中，心中有剑，人和剑是合一的。这就是我在做学术的过程中个人对学术的体悟，但是我们认识和体悟要以文本为中心，比如我们读书，不仅要以“四书”等典籍为中心，还要借助问题来切人，以这把“手术刀”不停地找方法。但是方法不是指西方理论的方法，你要找到真正符合语境的方法。如果是两个路径的事物，硬拉在一起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将文学史的东西抛弃，才会发现披尽黄沙始见金，而后会发现大学几年连见“金”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读元典。没有读元典，思想从哪里来？比如有些人说哲学家是不需要读书的，不读书能产生思想吗？思想能凭空产生吗？思想必须从对经典的阅读中产生。没有经典作为凭借，作为一个文本对话过程，不能激发你思想的产生，所以我们的思想都是在古人思想的基础上不断阐发而形成的枝叶，它的根就是古代的经典。我读这句话阐发自己的思想，另外的人读这句话又阐发另外一种思想，这样就构成了树的枝繁叶茂。在浩浩长河中，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只不过是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就像佛经上讲“水性不变”，虽然有大浪花、小浪花，但是水的性质没变，也就是本体没变，只是外面表现的形式变了，所以每个人要不停地找自身学术的支点和思想的核心所在，只有发现学术的支点和思想的核心所在，才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学术路径。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如果不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用学术语言、用人们熟悉的形式表达出来，那说明我们的思维仍然不是成熟的，这个程度需要不断地磨炼。
前段时间翻《王国维全集》，王国维对蒙古史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一看才发现自己真是一个鄙薄浅陋之人，真是应该反省自己。我们学文学的人一谈起王国维，就说他的《红楼梦》研究，就说《人间词话》，但真正看这个人，他为什么是大家？而且这样的大家很难超越，他做每一个领域都是以问题为核心，深入进去发现问题。他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所做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是这个学科的奠基问题。但是你看王国维的学术路径的时候，他不还是借助一个方法论的引进吗？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好？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方法论。让我来总结的话，就是以问题为核心。当以问题为核心时就带来一个特点：不盲从，不迷信。章学诚说“六经皆史”的时候，是带有一种质疑的色彩的，但是真正彻底完成这种学术转向的是王国维。天才都是凡人努力做出来的，靠的便是他对学术问题的敏锐的学科意识，也即问题意识。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要懂得追源和流的问题。当你作为一个学者的时候，一定要追寻学术的“源”在哪儿。举个自己的例子，我自己写的论文比如《元代扈从纪行诗的地理意象风貌及价值重估》，以及最早发表的一些文章，现在看来都不够成熟。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考证源和流的问题。但是我在写扈从纪行诗的时候是要说清楚源和流的问题，即谁最早写这首诗，他为什么写，然后发展到谁的问题。比如最早的刘秉忠等一大批金元文士集团的文人，他们怎样做？我们现在熟悉的元好问等都在这些地方待过。比较早期和后期的扈从诗，二者范围是不一样的，地理角度会扩大，这是流之一。流之二，南方人和北方人对大都描写的景象居然不同。流之三的纵向变迁，早期文人和晚期文人也不同。第四个问题就是回溯到源的问题，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种文学体式？为什么到后世，到明清反而没了？明代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文学体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当我们围绕源和流，以问题为核心的时候，都是在找出所有问题的独特性。独特性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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