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再评价》：
明代人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根据民间说书艺人的唱本编撰的，如田汝成、王圻等人。这些人离《水浒传》产生的年代比较近，他们的观点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只要你认真推敲这些人的文章，就发现古人做学问非常马虎，不仅彼此之间互相抵牾，而且自己的说法也总是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关于罗贯中的记载，明代无名氏在《录鬼簿续编》中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备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段话是极不可信的。为什么呢？首先，无名氏是谁？显然是个假托的名字，恐怕是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畅销书，在坊间的名气特别响亮，这个无名氏借助与罗贯中“忘年交”的身份炫耀一下自己。因为“忘年交”自然是一个年少、一个年老，或者相识的两人都是老年人。由于古人“七十古来稀”，所以五十五岁就可称老翁。那么所谓“忘年交”至少也是五十岁相知相逢。换言之，无名氏与罗贯中相识时，其中一人或者两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那么“别后又六十年”岂不是一百一十岁？无论罗贯中和无名氏，都不大可能活到一百一十岁，所以这《录鬼簿续编》中的话，恐怕也是鬼话连篇，难以令人信服。明人田汝成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独立完成的小说，不过，他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所说的话不仅不可信，而且语言之歹毒，令人不堪卒读。“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不管田汝成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对作者如此仇恨，都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假道学、伪君子的话就更不足信。首先，他竟然毫无根据地断定罗贯中是南宋时代的人，言下之意，《水浒传》这部书早在南宋偏安一隅时就问世流传了，而事实上，根据文献记载，南宋小朝廷时代，所谓水泊梁山的故事，只是通过说书艺人的口在勾栏瓦舍流传，根本就不可能以小说的完整形式出现于南宋。而且他所说的罗贯中“编小说数十种”的言论也值得怀疑，现在能够查证的假托罗贯中之名的小说除《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只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但是只要认真细读，这些作品不仅语言迥异，而且叙述风格也天壤之别。说到作者的审美理想，就更不用多说，《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价值观就是相悖的。因此，如果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出自一人之笔尚且还值得商榷，而其他几部从文本阅读的角度去理解，就根本沾不上边，找不着北。其次，田汝成和明代的一些所谓正统文人一样，认为《水浒传》写宋江等人的事迹，不但是奸诈骗人之术，而且十分详细，这种坏书是不应流传的。第三，田汝成认为罗贯中写的《水浒传》是百般诡诈，是教人心术变坏的书，所以，罗贯中的三代子孙都是哑巴，是老天给他的报应。田汝成怀着变态的心理，用这种恶毒至极的语言写出的文字，是不足为凭的，他的关于罗贯中是南宋人的立论更是不堪一击。事实上，南宋时代流传下来的与《水浒传》有关的材料，比较有价值的当推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这是龚圣与根据南宋宫廷画师李嵩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所绘的像而作的，每人一赞。《宋江三十六赞》是目前透露给我们的南宋时期《水浒》故事较为直接的资源，特别是在李嵩的“三十六人画”无法寻觅的今天，“三十六赞”及序言就显得格外珍贵。然而，龚圣与也只是根据画写了一些应景文字，这不但不是《水浒传》小说本身，甚至于连小说的故事源头都谈不上。关于这个问题，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胡适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闻名的大学者，既然他“小心求证”出《宋江三十六人赞》只是在“绰号”做文章，那么这《《水浒传》再评价》对《水浒传》的形成就不会有太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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