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汉语古诗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崇高地位，在世界各国的译介与流传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许多诗文已经通过翻译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对世界各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公元7世纪，日本遣唐使就开启了翻译汉语古诗的传统。16世纪前后，来华传教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就将《诗经》译成了拉丁文。18世纪，英国人索姆 詹尼（Soame Jenyne，1701—1787）将《唐诗三百首》译成了英文。汉语古诗对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的影响也为学界所公认，汉语古诗在美国的译介情况成为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指标。
相比日本与欧洲，美国译介汉语古诗的起步时间较晚，但译诗成就斐然，对美国诗坛也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影响，堪称中美文学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20世纪初以降，美国译者埃兹拉 庞德（Ezra Pound）、艾米 洛威尔（Amy Lowell）、威廉 卡洛斯 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加里 斯奈德（Gary Snyder）、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等人对汉语古诗的不断英译，使得美国译坛逐渐演化出了汉语古诗英译的小传统，该小传统下的译诗对美国诗坛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影响，引领了美国诗坛的走势，也不断在美国得到接受，广为流传，超越了国别文学范畴，“这些译文本身已经成为了美国诗歌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钟玲，2003b：33），译诗也由此获得了世界文学的特性 。
华兹生是该译诗小传统下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继阿瑟 韦利（Arthur Waley）之后译介汉语古诗到英语世界*多的翻译家之一，在美国译坛占有重要席位。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他一直从事汉语古诗的英译活动，总计出版了汉语古诗的译诗单行本7部、选集3部、日文转译选集1部。这些译诗成就为华兹生在汉语古诗英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石，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译诗也对西方汉学界与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就诗论诗，沃森（华兹生）的翻译几乎是篇篇珠玉。”（陈文成，1991：44）中国著名学者许国璋先生也盛赞道：“勃顿 华森（巴顿 华兹生）继前（指韦利）而又胜前，很出色。”（许国璋，1979：11）华兹生的部分译诗篇目甚至还成为汉语古诗英译的经典译作，或被反复收入美国的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选集，或被用作教材进入大学课堂，或启迪了美国当代诗人的创作，其影响力历久不衰。
据此，本章将对华兹生译诗之世界文学特性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现状与述评、内容与目的、思路与方法及基本框架进行讨论。
1.1 华兹生汉诗英译的历史回顾
要考察华兹生的英译汉诗，首先需要回顾汉语古诗英译在美国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华兹生的译诗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世界文学特性。
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意象派”文学运动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逆向文化”运动开启并延续了美国译介汉语古诗的传统，取得了巨大的译诗成就，译诗对美国诗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成为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两次文学运动均以翻译汉语古诗为大旗，以“仿写”为创作标识，试图通过对汉语古诗的诗学手法与思想理念的跨文化阐释与实践，寻求美国诗歌本土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使其摆脱僵化的学院派诗歌传统的桎梏。两次“译诗热”均对汉语古诗进行了折射性翻译诗学的阐释，为美国留下了不少经典译诗，如庞德的《神州集》（Cathay，1915）、弗洛伦斯 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和洛威尔的《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1921）、斯奈德的《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1958）、王红公的《中国诗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1956）。这些译诗成为两次美国诗歌“本土化”浪潮的力量源泉 ，甚至部分译诗“化成生机勃勃的新的诗歌元素，融入美国现代派的诗歌创作之中”（江岚，2009：164），“成为英语诗歌传统的一部分”（钟玲，2003b：1），至今也仍然保持着巨大影响力。在美国通用的各类世界文学选集 中，汉语古诗（译文）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超其他中国文学类别与式样，译诗入选数量也具备了相当的体量，甚至可与部分欧洲国家的同类别文学（如德国汉语古诗、俄罗斯汉语古诗）等量齐观，汉语古诗翻译选集在美国更是层出不穷，出版的各类选集涵盖了汉语古诗的诗体类别、文学题材与诗学流派，因此，可以说汉语古诗英译在美国文学系统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但与原诗相比，这些译诗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语境性改写与阐释，形成了源自中美两种诗学传统却不囿于二者的译诗文本，此译诗在各自所处语境中得到了有效的流传与接受，并进入美国文学系统有效运作，参与了当时美国诗学的建构，使汉语古诗与世界（美国）进行跨时空、跨文明、跨语际的有效对话。这种文学翻译现象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范畴，实质上反映了民族文学借力翻译，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与路径，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翻译、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机制。
民族文学要成为世界文学需要“恰当的”翻译作为路径，“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越是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但是没有翻译的中介，一部在民族的土壤里堪称优秀的作品完全有可能在异国他乡处于‘死亡’的状态，只有优秀的翻译才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王宁，2014：26）。这就对翻译提出了以下问题：翻译行为该如何开展才能完成跨文化交际功能，以及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延续原作生命使之成为具有跨文化影响力与交际性的文本？翻译、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机制是什么？中国文学如何借力翻译才能成为世界文学？在当下的世界文学理论中，美国学者大卫 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定义在揭示民族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三者的运作机制方面，*具建设性、全面性与实用性。他认为：“①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②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写作；③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阅读方式，即对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的超然解读（detached engagement）。” （Damrosch，2003：281）该定义强调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核心作用，揭示了翻译对世界文学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且民族文学要成为世界文学需要借助翻译来实现，但并非所有的译文都能帮助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只有具备世界文学特性的译文才能帮助民族文学完成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升级换代，并在新语境中获得新生。所谓译文的世界文学特性，是指译文需要符合达姆罗什定义的世界文学的三个维度，即译文是译者在源文化与东道文化共同架构下的亚文化空间中对民族文学进行折射性翻译诗学 阐释的结果，译文所具备的主体性差异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内涵，并在东道文学系统中不断流传、被有效阅读，发挥了其文学、文化功能。
华兹生参与建构了美国译介汉语古诗的小传统，其译诗在其中占有重要席位。20世纪50年代以降，华兹生就一直致力于汉语古诗的英译活动，其间，他与斯奈德、王红公等人有密切的交往，也曾与庞德通信讨论译诗。迄今，华兹生出版了译诗单行本7部、选集3部，译诗数量逾1000首，取得了丰硕的译诗成果。美国著名汉学家保罗 柯睿（Paul Kroll）称：“毫无争议，华兹生堪称本世纪英语世界*高产的中国文学翻译家。”（Kroll，1985：131）华兹生的译诗不仅在“量”上傲视同侪，在“质”上也被广为肯定，斯奈德盛赞其为“21世纪*出色、*执着、*慷慨的中国文学译者”（Watson，1994b：封底）。著名汉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文教授杰罗姆 P. 西顿（Jerome P. Seaton）在提及华兹生的译诗时，表现出极为仰慕之情：“他（华兹生）是一位多年来一直把翻译视为第一要务的学者。西方读者，尤其是文人墨客，深受其译文影响，在这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在世的汉学家可与之媲美。”（Seaton，1985：151）华兹生的译诗具备世界文学特性。首先，华兹生译诗是对汉语古诗进行折射性翻译诗学阐释之结果。由于受东道亚文化语境的影响，在形式上，汉语格律诗（原诗）被折射为英语自由诗（译诗）；在翻译用语上，汉语书面体（原诗）被折射为英语口语体（译诗）。其次，其译诗具有较高的流传性与有效阅读性。译本多次被重印与再版，部分译诗被收入多部世界文学选集，如《诺顿世界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12，2015，以下简称《诺顿》）、《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古代、中世纪和早期现代世界，从开始到1650年》（ 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Ancient，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 Beginnings-1650，2004，以下简称《贝德福德》）等，并作为教材或参考书目在美国大学课堂使用，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部分译诗甚至影响了其他译者的译诗，如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赤松（Bill Porter）等，以及创作，如斯奈德、詹姆斯 朗费斯特（James Lenfestey）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华兹生的译诗成为具有世界文学特性的英译读本。
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世界文学特性的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翻译史研究、译者研究、文化外译的现实探讨。
第一，世界文学特性的文学翻译理论建设意义。华兹生等人的汉语古诗英译具备世界文学特性，但现有翻译理论都不足以合理解释该现象生成的原因。本书以华兹生的汉语古诗英译为个案，追溯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文化状况、文学气候等历史性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并厘清这些要素间相互影响、相互运作的机制，以“还原”其译本生成的“历史现场”，探究其译文的世界文学特性之表现方式与生成原因，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世界文学特性的文学翻译理论框架，以期为今后的类似研究提供一套可资借鉴的基础理论。
第二，翻译史研究意义。翻译是一项历史性的社会文化活动，脱离语境的翻译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华兹生的汉语古诗英译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 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间隔时间近40年 。研究其译诗活动必然需要对这两次译诗时间进行语境架构，追溯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文化状况、文学气候等历史性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并厘清这些要素间相互影响与运作的机制，以及译者在译诗活动中的作用，以“还原”其译本生成的“历史现场”。通过华兹生汉语古诗英译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清晰再现其译本生成的原因与历史，厘清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汉语古诗英译的历史脉络与现状；还可以丰富美国的汉语古诗英译传统的研究个案与历史档案，以再现美国汉语古诗英译史的发展脉络与流变趋势。
第三，译者研究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后，译者研究就成了翻译研究的重点内容，安东尼 皮姆（Anthony Pym）也将译者研究纳入研究翻译社会起因的重要范畴之中（Pym，2007），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更是将译者研究视为第一要务（Simeoni，1998；Hermans，1999）。翻译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译者并非被动地置身于文化影响之下，任由其影响和操纵，文化影响既有历史的客观性，也有事件的偶合性，还有译者的能动性。通过考察华兹生的汉学背景、中国情结与研究历程等译者信息，可以将译者置于语境化的“历史现场”，分析语境对译者影响的中介、方式与原因，以揭示当时的翻译规范、毗邻行业（adjacent discipline）与译者职业惯习（translators’ professional habitus）对其译诗策略的影响，以及译诗所具备的时代共性与译者个性，*终合理解释华兹生如何对原诗进行折射性的翻译诗学阐释。
第四，文化外译的现实探讨意义。当今，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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