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来解读《木兰诗》，应该看到历史上的解读范型虽然有其时代可以肯定的一面，但这些解读对今人来讲还应超越。毕竟21世纪了，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进步已非昨日可比，这使我们可以更加宽容地文化理解、更加原韵原味地去理解《木兰诗》。况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一个充满西方强势文化的竞争格局中，同时又在现代文明的和平与发展的要求下，“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已经昭明于世，它一方面是不可阻挡的“崛起”，必定要求一种富于竞争性的进取心，一种英雄情结；另一方面它又是和平方式的，有着数千年来以和谐为社会理想，与各族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的泱泱大国的文化传统，在尊严、责任的前提下，它必然地要求重新阐发和弘扬中国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把发展和崛起建立在全球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而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母题之一的“花木兰从军”，只要我们仔细解读其历史源本《木兰诗》，便会发现一个本真的花木兰，原来正是中国和谐论与和平文化精神的体现，自古至今，中国从来都是在尊严、自律、自爱、责任的前提下和平崛起于世界的，它从来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中国”，一个自封且自律的、天赋使命的中央之国。我们只有这样去理解“燕山胡骑鸣啾啾”“可汗大点兵”和“天子坐明堂”才符合历史真实，这当然是我们在新世纪背景下给予《木兰诗》的重新解读，但却是时代需要的，也更符合《木兰诗》原味的解读。
《木兰诗》是流行于北朝时期的民间故事的诗化形态，是民间诗，因此“古朴自然”成为历代有关它的诗论的一个定评，进而《木兰诗》所表现的“古朴自然”也反映了古代中国民间最为“自然”和“古朴”的民风、民俗和民间的精神。大家知道，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尤其北朝多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北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战争此起彼伏，充满了血与火，铁马金戈。《木兰诗》中的战争的实际背景正在于此，很多学者指出它所反映的应是北魏与北方柔然军队的战事。而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烽火连天的长期的战争洗礼过程中，沉积下来的中国诗篇却不是同仇敌忾的战争血色韵味十足的纯正的战争诗，而是像《木兰诗》这样的生活味喜剧味强烈的诗篇。诚如范文澜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战争的性质今天在中国历史的宏观动向和发展规律的意义上，都不可能被局限于具体的民族间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解释。①如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南北朝时期的战争情势主流，只能理解为在更高的意义上，一个有关走向整体中国、宏大中国过程中，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的必然地发生的由争战而达成融合的历史进程。通过民族融合走向“中国”，一个统一和谐的天下国家即“中国”成为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潮。这其间具有重大价值的渗透在各民族的联系中间的“中国”思想便成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②这种由“中国”一词所标示的“中国思想”是对战争的超越，在“中国”观念下战争从来都是达成平衡、融合、和平的盛大社会与天下国家的手段，从来不具有受崇拜的地位；“中国思想”的最高意义和使命在于天下休战和人类联合，在于民族间的融合与共同体倾向，在于“天下一家”“混一寰宇”的东方理想和大同理想。由此来解读《木兰诗》，我们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烽火连天的争战岁月，一个连女子都上战场的时期，它所沉积和锤炼出来的文化诗篇，却有着和谐的喜剧精神。而且，这种“中国思想”是有着和平生存和非攻息战的民间精神基础的，《木兰诗》正是其形象的体现。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木兰诗》完全忽略了对战争本身的描写，它仅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几句便将整个战争过程打发了过去，并不直面战争的残酷，笔调之沧桑弘阔，视野之苍茫宏观，应该体现了一个胸怀博大面对战争而有所超越的中国式的典型思维特征，这里面已经没有多少敌人的凶残、战火的血色、苦难的深渊、死亡的意象，通通都被我们的民间文化创造者们忽略掉了，拆解掉了，颠覆掉了。而他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所使用的智慧就是发现并津津乐道一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模式，这模式里边既可以有人道伦理关怀的孝道，又可以有为“国”赴边杀敌的正义，在这些安全合理的光环照耀下，又有女子从军的传奇，似乎又构成了一种民间的对正统社会理性的男尊女卑现实的抗拒与颠覆，一种民间价值对正统伦理的心理弥补，以及奇迹般地欣赏和释怀。《木兰诗》正是如此地以一个轻松的“木兰从军”的神话颠覆和解构了紧张而激烈的战争语境，在充满世俗性的喜剧气氛的背后，隐含着不执着于战争追问和转移战斗情结的倾向，其实质还是中国式的和平主义，以及有关国家和人类融合的思考路向使然。民间精神的喜剧气氛，以及在争战频繁年代的世俗价值和生活情调，乐观和承担、澹定和风趣，执着于世俗生活场景和性别角色变换奇迹的扑朔迷离，构成了民间主题中充满悖论状态的真正的复调和对话。它用世俗情怀和民间生存的乐观同战争政治、国家政治展开了一场对话，一场用女扮男装重新书写的另一种历史观念的对话，这在世界文化中独步古今。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