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伟，白族，1986年生于云南大理。曾先后求学于西北金城、东南金陵，获兰州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居鲁中，任教于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台湾大学访问学者，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鲁迅研究月刊》《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图书评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报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自认是不入流的准文学研究者，但热爱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钟情鲁迅、卡夫卡，向往“五四”、“八十年代”。心怀善良，立己立人。关注边地、边缘。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在这其中，“80后”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生力军。在“量”的方面，许多作家都在持续推出自己的新作，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同时在“质”的方面也让人印象深刻，不少作家都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如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鲁迅文学奖、全国鲁藜诗歌大奖等，可以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认可。因此，将这些青年作家们以“作家群”的视野加以考察、研究正是研究者对于当下新的文学态势的回应。本书着力关注“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尝试以代际的研究视角对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新的思考，并在“多民族文学”的大视野下完善当代文学版图。

一、年代的侧影与群体的崛起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在这其中，“80后”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生力军。因此，作为连接“80后”文学（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纽扣，“80后”少数民族作家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在这里笔者愿意用这样一个关键词——“年代”来引出对当下多民族文学中的一些新态势的关注，这一年代当然首先意指文学中的年代书写，但在具体的讨论中，笔者更愿意挖掘的则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标签，或者说是代际身份。尽管在整个文学场域之中，这群作家们看上去似乎还是文学新军，但在创作中却又呈现出极强的生长力。以自己对“年代”的敏感来书写不一样的年代，就如“80后”回族作家马金莲所言，“以年代为标题，把年份镶嵌进去，便是属于自己的年份书”①。

这样的“群体”我们大概可以从“大群体”—“小群体”的对应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整体的“80后”作家在以代际依据命名下呈现出了大的群体特征，与之相对，在这一大群体之下，我们又可以以少数民族身份来找到一个小的群体，即“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另一方面，这样的“大”—“小”又可以理解为大群体意义上的某一个或数个民族“80后”作家，以及小群体意义上的以地域性为特质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

这些“80后”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双重视界”，即在“母语”与汉语、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地方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游移，因此，对他们文学创作的研究，对于透视整个文学场域以及展望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典型意义。在这样的代际命名之下，我们获得了一个别样的切入当下文学现场的视角。回溯文学史的线索，我们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之路大致上是覆盖于整体的“80后”作家潮流之下的，而作为“‘80后’少数民族作家”这样一个在身份标识上更加细节化的作家群体称谓被文坛集中关注则要晚一些。2010年，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杂志，《民族文学》以专号的形式在4、5、6三期分别推出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的作品专集，在这其中，蒙古族作家专号实为“80后”作家专号，而在藏族和维吾尔族作家专号中也有着为数不少的“80后”作家的身影。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这些“80后”年轻作家便逐渐成为了一些研讨会和文学评奖活动中的主角，如2010年度的首届朵日纳文学奖上，陈萨日娜（蒙古族）的中篇小说《情缘》获得新锐奖，在此次文学奖活动上还同时举办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研讨会。随后《民族文学》杂志社又在2013年的第5期推出了“‘80后’‘90后’作家专号”，至此，“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可谓是真正地成形了。事实上，在2012年前后，一部分“80后”少数民族作家如鲍尔金娜（蒙古族）、杨蓥莹（满族）、马金莲（回族）、晶达（达斡尔族）、木琮尔（蒙古族）、陈德根（布依族）、陈克海（土家族）、何永飞（白族）、鲁娟（彝族）、冯娜（白族）、沙力浪（布农族）等也都先后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正式地走上了文坛。再到2016年度，又有十余位年轻作家推出了新作，这样集中的亮相可谓是当年度文学界“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①。尤其是在2016年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上，陶丽群（壮族）、雍措（藏族）、马金莲、何永飞、鲁娟这五位“80后”年轻作家脱颖而出，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几方面分获大奖，而且马金莲还凭借《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这足以说明这一年轻作家群创作的强大实力和生长性。

同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与这些年轻作家们所取得的成绩相比，研究界对于他们的关注度却显得不那么“匹配”。年轻作家在迅速地崛起，但是对于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能够“升温”。或者换句话说，研究者对这一群“80后”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关注，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一个整体的“80后”语境中去考察的。这样一来，一方面“80后”少数民族作家这一个极富创作活力的作家群体所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就在整体的“80后”文学研究话语中被稀释了；另一方面，因为在整体“80后”文学中特异的少数民族身份的存在，常常使得这部分“80后”少数民族作家被单一地对应到某个民族文学当中，少数民族文学整体上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也随之被窄化。有学者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当某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产生较大反响的作品时，我们很少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收获，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高度来界定其意义，而仅仅将之视为某个民族文学的收获，因此，其所具有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意义和影响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①

再如另一位学者刘大先指出的那样：“……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与主流文学史的书写是脱节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捉襟见肘不光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著作的影响范围局限于民族地区和专门研究机构，更主要在于其研究水准的普遍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边缘性地位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有日趋严重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批评者话语系统的陈旧有关。”② 事实上不论讨论的出发点为何，这些学者们实际上都是试图在“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中来完成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新观照，这也是本书的着眼点之一。

同时，这些焦虑实际上也代表着对这群作家展开研究的必要性所在，即在新时代语境下，对多民族文学的整体观照正在召唤着新的批评话语以及进入“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场域的方式。在“前文学史”的语境中，作为文学史写作重要积淀的文学批评因为能够与时下的文学创作保持同步而兼具着记录、筛选、研究等职能。因此，研究的展开也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一群“80后”少数民族作家所强调的是“在场”的研究、批评，即保持研究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因为“文学批评的‘介入’，一方面，要求批评者在客观评价的前提之下对于文学的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批评者也与作家、作品一样都是独立的主体，所以‘介入’更应该强调一种‘对话’，而不是话语霸权。批评者与作家、作品甚至与读者之间都是平等的，在一种互动的交流、对话中共生、发展，并且推动作家继续创作，这是文学得以健康发展的依仗，也是批评的应有

之义”①。

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代批评     刘大先     /1

绪　论    /1

第一章　代际浮现的常与变    /10

第二章　大、小乡土之间    /44

第三章　“讲故事的人”    /86

第四章　多维的现实    /115

第五章　边缘书写的活力    /197

结　语    /214

附录：作家访谈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