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1965年生，安徽东至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很好人才支持计划”，浙江省首批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浙江省高校“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十五讲》《余华评传》《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等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编著三十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一般项目多项。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很好成果奖二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很好成果一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很好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该书在丰沛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日常生活诗学概念的主要内涵及传统流变，通过分析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上的表达策略和文本形态，着重探讨并阐述了中国新世纪文学中日常生活诗学的主要特征以及中国当代作家主体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日常生活诗学观念。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确立了中国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建构中的发生肌理及其具体的审美特征，提出从个体的日常生存出发，在多元繁复的日常生活境域中，探讨文学对于人本主义的现代思考。这既是“文学即人学”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书写“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审美策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形态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的日常生活在商品经济的驱动下变得日趋多元。无论是生活方式、日常交往还是日常观念，都在发生改变。特别是1993年，深圳首次举行了文稿拍卖，文人下海风行一时，“人文精神大讨论”随之终结，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社会生机和无比的鲜活性，也由此成为作家们关注的重心。这一年，文坛出现了三部别有意味的长篇：张炜的《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这三部小说的思想内涵颇有意味，《九月寓言》明确地质疑了现代文明对人性的伤害和对自然生命的阉割，似乎体现了张炜对启蒙现代性的某种批判意味。《白鹿原》则重返传统文化，为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树碑立传。《废都》则通过知识分子的虚无与放纵，回应了精英化的启蒙主体自身的溃败。无论是渴望回到农耕文明时代的质朴生活，还是重返民族文化的儒家精魂，似乎都没有办法看到应对现实的有效出路，出路只有庄之蝶式的游离与放逐。它是世俗欲望的胜利，是“世俗的人”对“启蒙的人”的一种无情的碾压，体现了人对日常生中个体世俗欲望的强烈吁求。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王国维的判断：“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1]
　　这种对个体世俗欲望的吁求，一方面是源于改革开放有效推动了日常生活的丰富和多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消费文化的兴起，激活了个体生命对物质生活的重新认识。当然，这一审美理念获得真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思潮之中。这一思潮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作家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深入思考，也使他们对个体性的日常生活价值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表面上看，“个人化写作”确实是在自觉规避公众经验和集体意识，规避各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念，专注于创作主体自身的个体经验，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的伦理法则所拒斥、抑制的意识和无意识，带有某种“日常生活诗性消解”的意味。但是，作家们在着力表现个体生命存在感受的同时，尤为注重个体的自我感受与体验，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欲望化、时尚化与个体生存意识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带着对个人生活价值空间的重构意愿。如陈染就曾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个人，妄谈‘人民，。没有个人，所有的高调都是空的。而所谓代表着‘群体’的‘大我，的脸谱，或者过度强调普遍意义的所谓‘典型性’，这个陈旧的格式其实除了千人一面、雷同复制之外，什么也没有。”林白也说道：“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2]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的韩东也谈道：“我们对尘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充满了依恋，无法真正摒弃，并不虚无。”（3）从这些代表性作家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化写作”主要是为了证明，任何普通卑微的个体，其存在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任何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都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命存在的丰富性之所在。因此，从本质上说，“个人化写作”思潮是试图通过探究个人世俗生活的欲求、建构个人日常生活空间的方式，突出人们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隐含了作家对人类身与心、人与物相统一的精神诉求。
　　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思潮，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世俗的人呈现出山花般四处开放的烂漫景象，成为文学的主要人物，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进入了“无名”的时代、民间化写作的时代。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段，启蒙式的精英书写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依然与市场化的欲望书写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着。所不同的是，随着“60后”和“70后”作家的陆续登场，世俗的人开始沿着两个方向迅速挺进。其一，是欲望化和时尚化的方向，最终出现了韩东的《障碍》、朱文的《弟弟的演奏》、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以及诗坛上的“下半身写作”，等等。“这是一种主体的放纵，是因为他们沉湎于现代都市文明极端物质化的现实之中，对各种新异的、充满个性的时尚生活方式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常常乐于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对抗传统的价值秩序和市侩文化，追求极端的个性自由；在具体的创作中，他们极力抵制理性旨意的支配，让所有的书写只对自己的情绪、欲念和感官说话，义无反顾地遵循着想象的最初冲动，强调肉体与灵魂的彻底袒露。”[1]其二，是民间化和私人化的方向，涌现了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个人的战争》、海男的《我的情人们》，以及杨争光、何顿、述平、李洱、东西、鬼子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或着眼于个人的私密性体验，或立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或倾心于感官化的非理性生存，揭示日常表象背后的各种生命景观。因此可以说，90年代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已基本上确立了世俗生活的审美价值，也形成了由“启蒙的人”向“世俗的人”的美学过渡。

绪论 何谓“日常生活诗学”
第一节 “日常生活”释义
第二节 “诗学”概念的内涵
第三节 “日常生活诗学”的界定

第一章 日常生活诗学的传统流变
第一节 “言志”文学的精神流变
第二节 启蒙语境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第三节 集体意志中的日常生活表达
第四节 重塑日常生活的生命本色

第二章 新世纪作家的日常生活观
第一节 辩证而多元的价值观
第二节 平等而质朴的生命观
第三节 丰富而自足的消费观
第四节 鲜活而琐碎的现实观
第五节 自由而精细的文本观

第三章 宏大理想的微观化呈现
第一节 个体生存中的历史叩问
第二节 日常冲突中的现实质询
第三节 世俗生存中的形上反思
第四节 地域风情中的文化拼图

第四章 个体生存的自由体验
第一节 边缘而独立的个体生存
第二节 敏感而丰饶的内心景观
第三节 日常交往中的自我呈现
第四节 社会之外，人性之中

第五章 物质时代的世俗情怀
第一节 功利境遇中的生命欲求
第二节 消费文化中的感官镜像
第三节 世俗欲望的合法性突围
第四节 符号、仿真与身体修辞
……
第六章 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文化
第七章 微观与开放的审美策略
第八章 丰实而斑驳的文本追求
第九章 回到个体，回到生活
第十章 新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诗学的局限
余论 从日常生活诗学到诗意化的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