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Poet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教育部批准的全国专享的以诗歌研究为中心的重点基地，是直属于学校、与院系平行的实体性科研机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所有诗歌形式以及其相关理论形态。下设“中国诗歌研究”、“中国诗学研究”和“诗歌教育与传播”三个二级方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敏俐先生多年来致力先秦两汉文学与中国诗歌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中国诗歌通史》《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三百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很好成果特等奖等多种奖励。同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创建者，为当今的先秦两汉文学及文化研究专家之一。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23辑.新诗卷）》：
　　我曾在福建做“中间代”诗歌运动，带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勇气。在第三代跟70后中间的我们，难道就要被遮蔽？不！生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那批诗人，有机会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两报大展”，而中晚期则没有机会参加，但这批人却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诗坛的中坚力量。因为没有统一的命名，于是这批人像群星闪烁在各自的省份。21世纪黄礼孩主编的民刊《诗歌与人》推了两期70后诗歌大展，70后浮出地表。但生于20世纪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我们怎么办？2001年，黄礼孩和我继续以《诗歌与人》的民刊推出中间代诗人诗选，中间代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2004年在北京，我和远村、黄礼孩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精装《中间代诗全集》，中间代接续了第三代和70后中间的空档，历史的链条终于没有断裂，2005年洪子诚老师修订《中国当代新诗史》时，把中间代也写了进去。
　　回想自己的北漂，确实是因为长诗写作和中间代的顺风顺水让自己膨胀了，觉得漳州的天空太小了，我的翅膀很硬，要飞得更高，那就走吧。我们这一代人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门大开西学涌进的热潮，有比较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先锋情结，总想打破什么，北漂就是我打破既有一切的方式，2002年12月13日，我到达北京，像沈从文一样，一出北京西站，对着纷飞雪花的天空默默喊了一声，北京，我来了。谁知，来北京是从天空跌落到地狱，直接就面临了辞职和离婚，变得一无所有。我写过一首诗《像我这样的女人》，“回来还是离，你选择/我沉吟半晌，我只要维持”“像我这样的女人/已经不是女人/已经不是你想要的女人/已经不是你能要的女人/已经不是我想做回、就能做回的女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失去一下子让我恐慌无着，紧紧抱住朋友的公司不敢动。我在北京都是在诗人朋友的公司工作，公司不大，但很温馨，像家人一样。如果我要写北京的生活，我会按照每个公司的线索写下来：张小波公司，叶匡政公司，侯马弟弟公司，老巢公司，赵智公司。全部与诗人有关。感谢这些诗人老板提供我在北京生活的保证。虽然不富足，但还有一口饭吃，还有一张床睡。
　　那几年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低沉的时光，地下室、筒子楼、蜗居都住过，情感也非常困苦，真是应验了我早年的一句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每一个明天都充满生活的未知，能不能活下去都没有保证。所有的宏大想法都没有了，活着就是第一要义，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的人大都这样，不懂中庸。从福建的狂妄自大，到北京的活命就好，甚至都想到哪天活不下去了，跳河了事，跳楼怕痛，不敢。那时候真是太理解项羽不敢过江东的心情了。这段时光都记在我的北京十年（2003-2012）短诗选《极地之境》里了。感谢诗歌，充当了我情绪的出口，我真是把写诗当成记日记了，把《极地之境》读完，一个五味杂陈的我就站立在你面前。痛苦出诗人，一点不假，每天都有那么饱满的痛苦郁积在心，不写出就会崩溃。福建时期的语言训练使我基本能够准确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至今《极地之境》依旧是我最满意的一部短诗选。对作家而言，苦难确实是财富。
　　《极地之境》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写作，几乎可以说是百无禁忌的写作，一无所有的人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孤独无依的痛苦、遇到某段感情时的短暂欢乐，自暴自弃、自我励志、颓废、怨恨，都在。记得张清华老师读完《极地之境》后很幽默地说，看得出安琪在情感上“旱的很早，涝的很涝”，可以理解为诗歌中情绪的汹涌或枯竭，也可以理解为个人情感遭遇上的悲与欢。我从来不否认“情”在女诗人写作上巨大的推助力，尤其反常规、意外、非理性之情，正因为反和非，你才会忏悔、恐惧和纠结，才能调动全身心的体验去书写，正常的情只会让你安稳，犹如前面所说的平静的湖面，力量不大。对于女性，青年时期遭遇“情”的机会较多，要抓住每一次触动，多写，中年之后，基本进入无“情”状态，一方面外来的诱惑少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敢轻易动情，瓶颈的出现与此有关。当然，许多人会否定。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反和非的情对一个女诗人很重要，它是女诗人写作相当强悍的内外燃点。
　　我经常在想，如果在欧美，《极地之境》可能会引起较大反响，它太隐私、太个人主义，它只负责记录一个北漂女诗人艰辛的生活给她造成的情绪的波动，而无关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的诗作普拉斯写过，狄金森写过，但在中国，这样的诗作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你甚至都不好意思在台上朗诵你的孤独、你对爱的渴望、你得到爱之后的窃喜……种种个人化的东西在中国当代语境下都是羞愧的、难以见光的。我很少获奖，也很少在综述评论文章中被提及，这些，都与我的写作方向有关。我也认命，觉得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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