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作为方法（西方文论反思与中国当代文论研究）》：
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起到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巴赫金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文论提到方法论层面上而不仅仅限于语言技巧层面上来研究的文学理论家，同时，巴赫金也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遗产进行批判性整合处理的批评家。在最早以沃洛希诺夫的名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巴赫金抛弃了索绪尔的封闭的语言观念，强调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反映的对象是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关系。尽管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也强调语言的结构性的意义转换，但在巴赫金看来，只有意义的生成机制被正确地理解，这才是语言的结构性转换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对形式主义文论最大的理论发展在于复活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语境，从而使形式主义文论走出封闭在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以及语言符号结构性内涵的理论状态，为形式主义尽可能多地从社会关系语境中吸取对话性理论资源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效地介入形式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理论道路。在后来的《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中，巴赫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文学史中已经得到运用，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却没有产生，甚至至今仍没有出现。而且甚至没有人考虑过这一问题。”他不认为语言存在着专属于文学或日常生活的固定领域的状况，语言的符号、结构和意义发挥作用正在于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进而将语言的这种属性引向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中关于文本的社会学阐释，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承认一切思想现象，包括诗学结构及其所有纯艺术性的审美形式都具有充分的社会意义的前提下，如何才能既消除盲目崇拜作品的形式主义方法又能防止把文学变成某种意识形态的普遍形式的宏观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诗学观念，进而从整体社会文化语境入手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对话建立有效的话语联系。
正像托尼·本尼特所说的那样：“巴赫金不仅被形式主义遗产深刻地影响着，他还重组了这份遗产，在将它们融合进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过程中积极地影响和转变着形式主义概念。”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阐释路径也成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最早也最富成效的理论范本。如果说，巴赫金的研究让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在理论的层面上成为可能，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的研究则是在理论实践的层面上使这种对话变得现实。所谓“理论对话的现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杰姆逊到马尔库塞，他们的理论发展在很大层面上就是行进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过程中的。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差异甚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所说的“形式的转移”中有所作为的，从而实现了詹姆逊所说的“一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能在形式本身之中证实它的机制”。这既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大理论转向。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美学与文化的特殊的哲学基础和时代症候，他们在理解“形式”概念的过程中体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通过“意识形态”概念有效地解决“形式”与“历史”冲突问题的努力，进而在审美之维展开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对话性的探讨。法国学者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即属此类。在阿尔都塞看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键在于要在科学的层面上实现意识形态视域与文本间的转换，阿尔都塞曾经强调：“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物体都远为密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它的特殊美学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他的解答方式是在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本体意义上搭起桥梁，展现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是如何既塑造意识形态又暴露意识形态的。在这个过程中，阿尔都塞没有忽视语言与审美形式的功能，可以说，语言和审美形式方面的考虑构成了他坚持的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三元关系”的重要的理论支点。阿尔都塞的理论后来在法国的马舍雷、英国的伊格尔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影响广泛的“阿尔都塞学派”。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借助于语言问题，意识形态研究的形式转换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成了一个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虽然他们都没有专门的审美形式研究的著作，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症候阅读”中，形式的踪迹已经在包含若干空隙／空白的非有机整体的“不完全”文本中若隐若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理论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理论对话研究的一种具有理论先导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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