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与故宫学二集》：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自唐代以来基督教第三次传人中国。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其背景与欧洲15世纪至17世纪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一件是宗教改革运动，一件是“新航路”的开辟，它们都直接促进了基督教向海外的传播。创立于1543年的基督教分支天主教耶稣会，其创建初衷是保持宗教传统，反对宗教改革，除了在欧洲与新教对抗外，还积极向其他地区传教。“新航路”的开辟则为天主教提供了向东方传播的可能性。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岸的卡里库特。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等地。1513年，葡萄牙船只出现于中国海岸。1553年，葡萄牙人船只获准在澳门停泊并与往来商贾进行贸易，1557年筑室久驻。根据149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通谕和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的条约，葡萄牙享有对东方的保教权。在教皇的鼓励和支持下，殖民事业与传教任务结合在一起。从欧洲经海路东来的传教士均需从里斯本出发，乘着贸易船只，经印度果阿再到亚洲各地。
耶稣会注重教育，其教士均受过良好的欧洲人文教育并接受过准军事训练。当时中国的实力决定了传教士必须放弃武力传教的主张。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儒家思想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并扎根于中国的人心之中，外国思想、文化、习俗，包括宗教是很难轻易地传人中国并站稳脚跟的。因此要把基督教传人中国，就要采取相当明智、灵活的传教策略，即在不影响其教义完整性的前提下，尊重中国文化与习俗，让中国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宗教的影响。他们竭力适应中国文化和传统习俗，将基督教思想与汉文化相结合；他们认识到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要想在中国扩大天主教影响，必须争取得到皇帝恩准，必须结交官府，而要取信皇帝则必须具有特殊才华和本事，表示出服务于朝廷的忠诚。而科学知识及文学、艺术、语言、绘画等都成了传教的手段，或者说，传教与输出科学技术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两翼，集传教士和科技人员于一身，乃是当时的特点。
随着天主教在澳门站稳脚跟并将澳门逐渐变为向中国内地传教的基地后，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遵循适应中国文化，以科学为指导思想的原则，一步步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明崇祯末年，宗室信天主教者114人，内官信教者40人。
明清鼎革之际，仍有不少传教士继续留驻北京，也有一些新来者。清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即批准了龙华民、汤若望等为保存天文仪器、保持修历工作不中断的奏请，并敕授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1646年）又加太常寺卿衔，表现出对洋人洋技的器重。顺治帝亲政后，与汤若望关系特别亲近。仅1656年至1657年，顺治帝两年内竟24次亲临汤若望的馆舍之中，做长时间的谈话，不仅限于科技，还涉及对天主教教义一定的崇慕。康熙帝继位后，出于学理和实用两方面的考虑，采用了大力延揽和使用西方科技人才的政策。事实证明，不论是顺治朝留下的或康熙朝以后召用的西方科技人员，大都能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相安共处，并能较充分地发挥其专长。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南怀仁，他不但继汤若望之后长期主持钦天监的修历工作，撰著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康熙永年历法》32卷，又为清王朝的军需铸炮工作做出了贡献。康熙朝所铸造的905门大炮，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他设计和监造的。当时，不但钦天监实际上已成为西方来华科技人才集中之所、东西文化沟通的中心，而且康熙帝还把紫禁城中的启祥宫（现名太极殿）拨给那些供奉皇帝的西方画家、机艺师、设计师们，作为制作、集会之用，让他们在如意馆作画、刻板、修理钟表和制作机械器物。康熙帝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拉丁文等，经常和他们讨论中西学术、政治源流的异同和演变。
康熙帝对于天主教在西方传播较广、受到相当部分人民的信仰是了解的，他对天主教的教义也略有所知，只是反对它在中国传播，反对以它的教规教义干扰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国情民俗。但他也未采取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等粗暴办法。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南怀仁提请推行天主教，礼部议不准行，康熙帝下谕：“天主教应行禁止。但见地方官禁止条例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此言太过，着删去。”终康熙之世，清朝官方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是允许存在，但限于只令西洋人供奉。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全国天主教徒有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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