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问题框架及其在区域和国际规模上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取决于归属于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变革中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如果借用某种不同的话来说，空间的问题框架有赖于曼德尔关于不平衡的发展与劳资关系两者之间的阐释性对应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政治实践中能被接受的程度和作为依据的程度。这一问题非常明显：地理的不平衡发展是否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既是必要又是偶然的特征？
为回答这一问题，开始作这样的区分是很有益的：对在纯粹的和同质性的（即在空间上不具备差异）条件下的资本运动的普遍法则的分析，与对存在于特定社会形态之间的各种条件的一种更加具体的分析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前者，结构和过程的基本逻辑是抽象于时间和地点的诸种特征的，的确可以被看作没有空间。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可以被揭示为建基于一套内部矛盾的一种生产体系，这些矛盾在开始时是发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最终必然会依凭危机和阶级斗争而导致革命性的变革。在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本质上是理论的和抽象的阐释中，地理的不平衡发展不单单毫不相关，它还在界定上和逻辑上均被排除在外，因为这种理论和抽象的阐释隐隐地与西方对科学的概念化并驾齐驱，而这种科学的概念化是建基于从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性中解脱出来的普遍法则。
建基于资本运动这些普遍法则以及围绕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矛盾这一中心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有力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短暂性及其固有的自我毁灭。但是，这些分析本身并没有解释资本主义之所以继续存在的方式和原由。若要作出这样的解释，就需要对再生产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各种特殊性给予更直接的关注。一旦资本运动的普遍法则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曼德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令人满意地澄清过这种结合——那么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基本作用就会变得更加明朗。
关于城市的空间问题框架，在以上的论点与前文已经表述的论点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两者中，明显的特征是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空间性被排除在界定之外，其手段是以其最为抽象的形式诉诸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空间性的意义一旦在扩大再生产的语境中和在与资本主义的“增强”和“扩展”相联系的特殊性中得到了具体化，那么它就会得到重新的肯定。再者，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缘何不能持久，而是资本主义缘何并以何种方式已从马克思时代充满竞争的工业形式到当代的彻底变化中继续生存了下来——在以往的50年中，这一问题萦绕于勒菲弗的研究工作。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扩大再生产的框架中界定地理不平衡发展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又得从勒菲弗富有启迪性的主张中着手考虑这一问题。勒菲弗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生存并取得“发展”，是因为借助处处存在但问题重重的空间化过程来生产空间并占有空间。对此，我们还要补充曼德尔的一点具体说明。曼德尔提出，资本主义的生存及其富有特色的空间性的相关生产，仰仗于将被占有的空间区分为“过分发展的”和“欠发展的”区域，“并置而且始终结合发展与欠发展”这两种状况。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殊的地理是怎样形成的？而且在历史上又是怎样改造的？这些问题现在刚刚开始明朗起来。
区域性的不充分发展，是延伸的抑或扩大的再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储备和补充性市场，有能力回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间歇性和矛盾性发展。曼德尔提出，“如果为了生存，所有的工作人口在自己居住的区域内找到工作，那么就再也不会存在未被雇用的工薪劳动力储备，以应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突发性扩张”（1976，43）。如果“自然的”人口的流动没有带来这些区域性的劳动力储备①，那么劳动力的储备就需要通过直接的强制力量和其他手段来获取。如果这些储备在某一个地区已经枯竭，那么它们就会在另一个地区重新得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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