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1982年出生，山东滕州人，副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后（2021年12月进站），扬州大学文艺美学博士。主持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一项。发表学术文章45余篇，论文入选（获奖）国内学术会议40余次，出版《费新我的书画世界》《增补娄东书画见闻录》，参与编写相关书籍2部。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2016年被评为姑苏宣传文化青年拔尖人才。承担苏州市委宣传部和苏州文化研究院项目各一项。
靳慧慧，女，1987年出生，山东济宁人，二级美术师。中国书协女书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第六期333人才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姑苏宣传文化青年拔尖人才，2021年江苏省十佳青年书法家。入展第七届书法兰亭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六届妇女书法作品展，“瘗鹤铭奖”全国书法作品展，第四届林散之奖·江苏书法作品双年展，江苏省书法奖，文华奖等国内展览20余次。2018年出版《书为心相——靳慧慧书法作品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20年出版《篆书千字文》，四川美术出版社。学术论文获首届“鲜于璜碑”全国隶书学术论坛优秀奖，入选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并在《新华日报》《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等期刊发表文章十余篇。书法作品被国家博物馆、兰亭书法博物馆、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广西书法院、香港松荫轩等机构收藏。

本书着重围绕北朝石刻的三种典型书法形态而展开，即摩崖刻经、墓志隶书、魏碑体。通读全书，其主要内容大约有四：一、以书史为线索，梳理了北朝墓志隶书的新变和北朝碑刻书体的风格；二、由书法本体出发，探讨了摩崖刻经的书体类型和墓志隶书的书写特征；三、从创作者的角度，研究不同载体、写刻的差异；四、从接受的视角，列举清代碑学大家对北碑的实践和探索。作者从四个方面出发，不去求大而全，而是将北朝石刻中的几个问题理清。其写作特点也很明晰，既有用历史的眼光宏观论述，将其置于北朝历史情境中，又有点画技法的具体分析；既有实地考察，耳目不为成见所限，又有文献征引，不人云亦云；既对当代研究成果颇为关注并加以引用，又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建构。本书对于了解北朝石刻及其在清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摩崖刻经

 

佛像和佛经的刊凿是北朝鼎盛时佛教活动的产物，但是佛教造像却早于刻经。清代叶昌炽指出：“至魏太和中始有造像，然尚未刻经也。”a 北朝的佛经除了手写以外，也有石刻佛经，石刻佛经主要集中在北齐时代。刻经与写经一样，其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教义、弘扬佛法。北朝刻经多依山而凿，这与当时佛教徒的活动区域有一定的关系，受山石载体的限制，刊刻的内容又有着自身的独特样式， 佛教题名、偈语、佛经节录是其重点。数量庞大的经文急需冲破书写载体的限制，南北响堂寺刊刻的佛经，对石面的利用率达到了极限， 佛教僧侣对石面的空间安排，做了精心的设计。有的刻经刊凿于刻经洞的环壁上，有的刻经被刻于露天的石壁上。中皇山巨大的露天石壁满足了这一需求，当我们驻足于石壁下，满壁的经文给人的震撼和视觉冲击，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佛经的载体空间被放大，出现了整段的佛经，刻经书法的文字刊刻精美，极具书法审美价值，既有写经体样式的经文书写，又有新潮的大字经文，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民间审美风尚。刻经的分布场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徒的活动范围，其历史遗存为我们探究佛教兴盛的深层次原因、民间信仰、供养人和朝廷官员在传道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北朝后期摩崖刻经的出现，与北魏太武帝、周武帝两次灭佛有着极大的关系。魏太武帝任用崔浩，奉行寇谦之的天师道。公元 440 年，改元“太平真君”，限制沙门，征兵僧侣。太平真君六年（445）， 太武帝至长安，发现佛寺藏有兵器、财物和妇女，遂从崔浩之议， 自谓“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诏令魏境悉坑沙门， 破毁佛像胡经。建德六年（577），周武帝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正式宣布毁法，名僧净影慧远、前释任道林等面争无效， 遂于北周全境扫尽官私所造一切佛塔，“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 皆复军民，还归编户。”a 两次灭佛活动，使得佛教僧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法难，在他们看来，写经纸本容易毁坏，不利于保存，以刻石的形式更加利于保存。铁山《石颂》：“金石难灭，托以高山， 永留不绝。”《唐邕刻经碑》：“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山从水火， 此方无坏。”这些说法与当时的末法思想有关。刻经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防止法灭 b。后来，隋代的房山刻经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南北朝高僧慧思，有感于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遂发宏愿，刻石经，秘藏于岩穴中。其弟子静琬于隋大业年间到房山开始刻经， “以备法灭”，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佛教经典，免于毁坏，他们将经版保存在石经山上的 9 个山洞和云居寺南塔前的地下，这些刻经文字镌刻精美、章法分明，一般以方丝栏分界。北京房山云居寺和石经山不仅保存有隋代静琬所刻的经版，还留存有唐、辽、金、明代的刻经。

北朝前期的摩崖刻经始于北魏永平二年（509）间，河南博爱青天河刻《法华经·普门品》（即《观音经》开首），次年（510）山西平顺铭《观音经》全文，山东黄石崖也有少量东魏刻经，洛阳有北魏碑侧《不增不减经》，河南禹县东魏（540）杜氏造像碑下方铭《高王观世音经》。总体来讲，北朝前期刻经总体数量较少，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刻经规模。

北朝摩崖刻经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齐境内两大区域：一为山东泰峄山区的泰山、徂徕山、水牛山、铁山、冈山、葛山、尖山、峄山、洪顶山等。二为太行山东麓以邺城为中心的小南海、南北响堂寺、中皇山。

（一）山东泰峄山区的刻经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佛教的发展，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的许多著名僧尼，如竺法汰、释慧观、惠始、安令首等，大多师从长安、洛阳、邺城、建康等佛教中心的高僧， 并且他们和这些佛教中心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a 在佛教鼎盛发展的时期，与邺城地区的刻经相呼应，山东地区也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刻经活动。（表 1-1）泰山经石峪刻经

泰山经石峪刻经位于泰山南麓斗母宫东北 1 公里处。经文《金刚经》刻在一片巨大的花岗岩石坪上，其面积约 1200 平方米。刻经自东向西计 47 行，每行字数 10—92 字不等，字径 50—60 厘米（图1-1、图 1-2）。因破坏严重，刻经现仅存 1382 字（有残字统计在内）。经后无发愿文或题记，也无经主及书丹人题名。西部刻经多为双钩， 笔画很浅，稍有剥蚀字迹即逝。这些双钩字，是当时没有完工的半成品，刻经行与行之间有界格

 

目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北朝石刻书法的多元并存   11

一、摩崖刻经     11

二、北朝的墓志隶书     45

三、云峰山刻石 69

四、造像记与造像碑     73

五、北凉石塔     81

第二章   北朝石刻的书法特征     84

一、摩崖刻经的审美类型   84

二、墓志隶书的书写特征   105

三、北碑的书体特征     120

第三章   书写的差异与审美碰撞 132

一、摩崖刻经与刻经碑 132

二、刻经与写经 138

三、墓志隶书与其他石刻隶书的差异 150

第四章   清代对北碑的接受与评价   159

一、清初文人对北碑的态度     159

二、北碑中的古意   161

 

2 ｜北朝石刻书法研究

二、魏碑与唐碑的争胜 166

三、邓石如、何绍基的碑派书法实践 177

四、包世臣、康有为与碑学范式的总结   182

余   论    194

主要参考文献     200

后   记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