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朝实行皇子分封建藩制，除储君外的皇帝诸子年长后依制封亲王并辟藩府于外省，而后世代驻锡。由于子孙繁衍，支派众多，各地遗留下大量的明代宗室成员墓葬，其中亲王陵墓的规模*大，相应地，历史、文物价值也*高。明代宗藩墓葬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墓葬，也是明代考古工作中的常见对象，它们具有比较高的考古学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在中国古代晚时段考古学研究中还具有进行方法论探索的标本意义，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一、研究缘起
十余年前，笔者曾出版过《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在1999年6月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以明代皇帝、亲王陵墓为研究对象，以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和明清以来的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分析了明代帝王陵墓的基本制度和突出特征，并对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该书付梓后，很快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明代藩王墓可能比帝陵更适合做考古学研究，拙著显然把它们的地位看得过轻了。笔者博士论文*初的研究主体是皇陵，在墓室（玄宫）资料不充分的背景下，明代亲王陵墓只是以皇陵研究参照物的形式、作为陪衬角色出现，后来在修改过程中虽然有了一定的把明代王陵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意识，但重视的程度和研究深度明显不够。现在回过头去看，《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关于明代藩王陵墓研究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料缺陷。当时已知的明代亲王陵墓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还十分有限，相对于根据文献记载推算的大约320座两京皇子墓和各地亲王墓的总数而言，只占不到五分之一，而这其中又只有约二分之一的墓葬有比较完整的勘查测绘数据。这种近乎“采样”式的资料来源极容易导致认识盲区和分析疏漏，况且还是被动的采样，这种先天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总体把握不充分。明代藩王陵墓具有比较突出的以藩府为单位的地方性特点，这在《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但明代藩王陵墓作为一个朝代特定人群（阶层）的墓葬，对其共性、特性的分别归纳，以及相应成因的解释等问题，都还缺乏充分的探讨。特别是基本没有进行主体视角的分析，对于明代藩王陵墓的共性的归纳及其内涵的解读，也大体上停留在初始阶段。简单地说，该书更多地强调了差异性，对共性阐释明显不足。
第三，个人学术背景所限。笔者并非正宗考古学专业出身，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在的专业又是中国古代史，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出发点是历史学，而讨论的核心问题却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终的归结究竟是一种考古学解说，抑或是历史学解说，立场比较模糊。这是现在回顾而给出的一个评估。尽管考古学研究在广义上也属于历史学门类，并且以*大限度地复原历史真实场景为目的，但二者在方法论、核心资料来源、分析问题视角、技术手段、归结点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上述这些不足，是笔者继而进行明代藩王陵墓独立专题研究的主要动因。2006年以后，这项工作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而其*终能够独立成卷，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础。
第一，得益于十余年来明代藩王陵墓引起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无论是考古调查或发掘的基础性资料的刊布，还是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远远超过了以往，这些具体内容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提到，甚至会多次使用，此不赘述。仅以2006年以后出版发行的考古发掘报告而言，有些是*新发现的资料公布，如《梁庄王墓》、《桂林靖江昭和王陵考古发掘清理报告》、《郢靖王墓》、《桂林靖江王陵考古发掘清理报告集》等；也有一些是对早年发掘资料的重新整理和详细信息的公布，如《江西明代藩王墓》、《鲁荒王墓》等。而笔者在2006年春天以后，先后调查过的明代藩王陵墓个体80余个，涉及20余个藩府，其中半数以上是首次调查。这些新见资料不仅是对以往认知积累的重要补充，有些还修正了早先一些不甚准确的观点，为明代藩王陵墓的进一步深入探索奠定了基础。
第二，得益于十余年来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分析方法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不断开拓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同样推动了宋元明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入。在《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项目进行过程中，笔者对于明代藩王陵墓制度的规律性、某些表象的时空还原等一些宏观或微观的问题，有了不少新的思考和认识，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具体和全面的综合研究。
综上所述，本书是在拙著《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明代藩王陵墓考古学研究的再创作，有些内容甚至是推翻重来。本书的基本内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再次对已知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和重新加工整理；对与明代藩王陵墓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和分析，特别是汇集了与明代藩王墓有关的地方志资料并做了编排。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只是本项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在后面几章中并没有更多的直接利用。这些素材可以成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
（2）公布了2006年以来本人所调查的、对后续研究工作有参考价值的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资料，许多数据等细节信息是首次披露。
（3）明代藩王陵墓的陵园形态、玄宫制度、埋葬方式、随葬品及其意义解读，是本项研究的4个主要着力点，各部分都有一些具体的创新之见。在对陵园形态和玄宫制度研究中既注意抓住共性，又充分注意了诸多个性化的资料；在看似无规则中寻求制度等级的共性，对立统一，找出明代藩王陵墓横向上的互相影响和纵向上的发展变化规律。对明代藩王陵墓的排列规则、陵园布局及玄宫结构特点等内容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就明代藩王陵墓所反映的墓葬制度进行分析，探讨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并对明代藩王陵墓的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4）明代藩王陵墓数量多，分布广，时代跨度长，本书对墓室（玄宫）形制及部分出土遗物进行了考古类型学分析和研究，并以此为切入点，尝试进行中国考古学晚期段（宋辽以后）具体研究方法的探索。在整个研究进行过程中，特别注意了对于适合本期段考古学研究的方法的试验和归纳。
（5）墓葬不仅是古人人生的*后归宿，更是其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重要物化载体，本书通过对明代藩王陵墓的不同内涵进行分析，探索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真相。明代藩王陵墓是介于皇帝陵墓与官员墓葬、普通人墓葬之间一种特殊的墓葬，本项研究也涉及相应的制度、身份等级方面的分析。
（6）在归纳实地勘查资料的基础上，就明代藩王陵墓的保护和开放等合理利用，以及后续研究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认识和建议。
二、研究资料
本书的基本研究资料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关于明代藩王陵墓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实物资料，其二是各种直接或相关的历史文献记录。
自明崇祯（1627—1644）末至今不到四百年时间，但明代藩王陵墓的整体保存状况却极差，完全无法比肩南京紫金山孝陵和北京昌平十三陵等同期皇陵。藩王墓葬自然或人为的破坏至少在明代中期就已经零星出现，到了明末社会大动荡时期，农民军所过之地，不仅宗藩墓葬受到了较大的威胁，一些皇陵也难幸免。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张献忠攻陷凤阳，“焚皇陵，烧享殿，燔松三十万株”，凤阳皇陵及祔葬的明初的皇亲国戚墓被大规模破坏。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承天府（今湖北钟祥），试图盗掘兴献王朱祐杬（明世宗生父，追尊睿宗献皇帝）之显陵，因风雷骤然大作，“闯大惧，遂不敢动”。又有记载说“贼陷楚、豫诸省，每决陵求宝”，所掘大多是明代各藩府亲、郡王的陵墓，甚至有新葬不久者。其间，潞藩王妃冢亦被盗发，嗣潞王朱常淓因奏请：“贼延蔓渐及江北，凤、泗陵寝可虞，宜早行剿灭。”经过易代之际的扫荡，原驻守各地藩王的土地财产失去了庇护，那些盗掘之余的王墓继续遭到大规模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虽然清朝皇帝多次明令保护江宁明孝陵和昌平十三陵，但对于散处全国各地的明藩王陵墓，却缺乏统一的政令和实际有效的保护，加之“更名田”等政策的推行，坟田易主，各藩王墓早已无人祭扫，更遑论日常看护。除遭到大规模盗掘破坏外，还有不少明代藩王墓的地面建筑被拆毁或改作他用。曾经炫目一时的诸多明代藩王陵墓从此衰败，为百姓田亩所侵蚀，渐次湮没无闻。由于明代藩王墓（特别是陵园地面建筑）绝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相应研究主要依赖于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
明代藩王陵墓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有考古发掘简报、报告，或在相应文字报道中有比较详细数据者，按照资料公布的先后，依次有晋裕王墓、益庄王墓、宁献王墓、鲁荒王墓、益端王墓、蜀悼庄世子墓、潞简王墓、益宣王墓、益定王墓、庆康王墓、蜀僖王墓、蜀昭王墓、辽简王墓、德庄王及德藩诸王墓、成都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蜀某王（可能是蜀端王）墓、楚昭王墓、梁庄王墓、蜀怀王墓、郢靖王墓、肃庄王墓、成都双流黄龙溪镇蜀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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