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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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机缘留给一切有准备的人。此话在朱自清身上再一次得到验证。朱自清从北京大学毕业不久，就到浙江一师任教了。
朱自清能到浙江一师任教，还要从浙江一师的学潮说起。1920年初，“一师”的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对孔孟之道发起攻击，触怒了当局。浙江省教育机构、省议会指责校方和教师支持学生运动，要有人出来负责，解聘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四名国文教员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李次九，并且还要罢免校长经亨颐。此事让“一师”学生特别愤怒，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四位老师，掀起了轰动全国的学生运动，甚至还轰走了准备继任的校长。当局采取更极端措施，动用武力，派警察包围并企图解散学校。经过学生的激烈斗争，当局的计划未能得逞，但校长和“四大金刚”却因此而相继离职。后在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的调停下，风潮得以平息。就这样，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朱自清在蒋梦麟的推荐下，和俞平伯一起去了浙江一师担任国文教师。朱自清、俞平伯和刘延陵、王淮军一起又并称“后四大金刚”。
这次任教，对于朱自清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一步，不仅是高起点的工作，还结识了一批趣味相投、学问精深且性格同样温和、厚道、笃实的终生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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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踏上教师岗位，讲课自然是主要的工作，或许是由于天性使然，也或许是过于认真谨慎，朱自清无论是备课还是讲课都是一丝不苟，以至于到了刻板的程度。他的学生魏金枝先生在《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里回忆说：“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一个乡下土佬。说话呢，打着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课之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这段话很形象，也很生动，把朱自清的身材、长相、穿着以及讲课的神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所教课程的重视，虽然略有结巴，却不愿荒废掉一点时间，“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好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当时“一师”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高年级的同学“大的竟有二十七八岁……普通的都是二十里外，这对一个大学新毕业二十二三岁的先生，在外表上确乎是一个威胁，所以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结结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舒下来。就为了这缘故，倒弄得同学们再也不敢发问；真的要问，也只好跑到他的房间里去问了”。跑到房间里又怎么样呢？魏金枝继续写道：“他也还是那样局促不安的神情，全是一副乡下小户人家待客那样巴结的局面，让坐，倒茶，勤勤恳恳地招待，规规矩矩地谈话，全无那时一师脱落形迹的风气。”这段话，并不是对朱自清的奚落或贬低，相反的，却是极高的评价。那是一个紧接着五四的时代，有不少的大学毕业生，一踏上社会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炫耀、浮夸之风在一部分学校中大有人在，就连“一师”的风气也是“脱落形迹”的。魏金枝也不无感叹地说：“……那时，一切泡沫，都可以冒充浪潮。”而朱自清近乎苛刻的严谨，为人师表的作风，小心谨慎的处事，却像另类的阳春白雪。朱自清有学历有学问，也是一位在全国渐有名气的新诗人，他在学生面前不恃才傲物，不目空一切，不盲目自大，而是像“小户人家待客那样”地面对学生，还给学生让座、倒茶，这是一种谦逊的君子风度，那么年轻就能做到这样，真是很不容易的，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势必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曹聚仁在《哭朱自清先生》里是这样描写的：“朱先生踏进了教室，他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玩了一年多道尔敦制，国文课便是社会问题讨论课；他刚出大学的门，一本正经上课；他口微吃，讲得很快，很吃力，一头大汗，而我们的反应，非常‘淡漠’。在我们徘徊于大而无当的社会问题讨论与一本正经的文艺之间，十字街头，无所适从。”又说：“我们谈到朱先生，不禁想起他那双胖胖的温润的手，手背上十个小窝。他是敦厚笃实的人，什么纸糊帽子都不大合他的头寸，用我常用的考语来说，他是开明型的思想家。”称朱自清为“开明型的思想家”，这个评价出自著名报人、散文家之手，可信度更高，朱自清的精神风貌，也更加让人景仰。
郑振铎在《哭佩弦》一文中，也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这一做人和讲课的风格。他写道：朱自清“从来不肯马马虎虎地教过去。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须仔细地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接着又说：“这样负责的教员，恐怕是不多见的。”为什么“紧张”？就是一种负责的精神，一种忧患的意识——生怕讲不好，势必会更多地用功，更周详地备课，更努力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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